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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以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观点看，用纪实手法解释历史、分析现在、预测未来的纪录片，由于审视并再现了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无疑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一些电视学家认为，在电视进入到每个家庭的今天，由于纪录片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揭示出深刻的内容，因而得以用“画面思维”形式打破传统的“文字思维”方式。
本文仅就国外纪录片发展进程中几中创新形式及主流趋向作一初步的分析、探讨。
特别纪录片。
特别纪录片(thespecialdocumenta-ry)是对特别事件和重大活动的纪录。它同以往存在并仍在发挥作用的特别报道(thespecialreport)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
二者的共同点是：题材类似，对事件的再现都比较完整，有始有终。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特别报道讲求新闻价值，注重时效，注意选择报道角度并有一定的新闻由头。一般来说，特别报道主要是指对重大事件组织的重头报道，大多采取同步报道和连续报道的方式。特别报道不讲求客观准则，开始报道时并不知道事件的结果，报道只能与事件的发展同步流动，故此亦被称为正在进行式的报道。特别纪录片讲求认识价值，有些文娱活动的纪录片还讲求欣赏价值。它侧重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事件的意义，同时要求对现代事件、大型活动、时代潮流、社会风尚、风云人物进行完整的纪录。在时效上它较之特别报道慢一拍，一般在事件结束后再搬上屏幕。特别纪录片在制作、播出时间上有一定的伸缩性，因而可以调动多种表现手法：围绕特别事件穿插历史背景，运用特写、音乐、对话、同期声等多种表现元素来烘托主题，并灵活地安排结构顺序。这样，特别纪录片较之特别报道，更具有立体感和艺术效果。
近几年来，特别纪录片在国际电视界格外引人注目，像有关奥运会、奥斯卡发奖仪式、重大国际事件、战争冲突等活动的纪录片，大有令人百看不厌的趋势。美国波士顿爱默森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认为，特别纪录片的兴起弥补了特别报道的不足。特别报道是电视新闻报道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它稍纵即逝，有“易碎品”之称。特别纪录片虽然在时效上不占优势，但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调查性纪录片。
调查性纪录片(theinvestigativedocumentary)是对已经发生但内情尚未详尽披露的重大事件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的纪录。它同调查性报道(theinvestigativereport)亦有所区别。ザ者的相同点是：调查对象都是社会问题或重大事件，调查的目的都是披露事件内幕或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采访环节上都要求深入挖掘，认真研究。从社会效果看，二种方式都能引起观众的特别关注。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调查性纪录片讲求情节结构，表现手法引人入胜。调查性报道则要求节奏紧凑，细节部分虽然给予展示，但只是片断，没有情节。调查性纪录片往往选取一个典型事件作为调查的对象，并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详尽披露来触及重大社会问题。调查性报道则围绕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集合众多的事件来说明问题的要害所在。调查性纪录片在播出安排上可以做多次性处理，不断在屏幕上推出各种典型事件的纪录，时刻提醒人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以求促进问题的解决。调查性报道一般采取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报道一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就此看来，调查性纪录片则具有“警钟长鸣”的社会作用。
调查性纪录片的样板当首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节目。该节目自1968年创办以来，经过数年摸索，在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基础上，形成了调查性纪录片的风格与样式。由于启用了这种新的形式，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节目中以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得以展现；而观众则如同目睹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令他们触目惊心，而且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寻求解决的办法。《60分钟》之所以被社会学家们称为“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原因恐怕主要在于调查性纪录片再现了美国社会的现实原态。自80年代以来，《60分钟》节目中的调查性纪录片模式开始为一些西方国家的电视机构效仿，出现在英、法、德、日等国家的电视屏幕上，颇受观众的青睐。
微型纪录片。
微型纪录片(theminidocumentary)是在杂志型节目(themagazineshow)进一步拓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以其制作周期短、耗资小、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大量涌入电视节目。一般情形之下，微型纪录片的时间长度为4-10分钟。一个30分钟的节目中至少需要有3个微型纪录片，创作人员往往不到一周时间就能创作出一个成品。因此，事实的准确无误是微型纪录片创作的`难点。为确保事实的准确无误，创作人员极为慎重。在选材上，微型纪录片主要截取大型纪录片的某一个焦点或报纸消息中已经报道过的内容，但对这些选题赋予不同的外表、包装，以求给收视者带来新鲜感。
微型纪录片的出现，使特写(features)同纪录片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按传统的看法，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长度、结构、播出形式等方面。过去，特写的长度比纪录片短，且结构简单，通常夹在一个栏目中播出。纪录片的长度要比特写长得多，结构讲求戏剧性效果，而且独立成为一次节目。现在，微型纪录片在这三个方面同特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微型片结构虽然也着意体现情节结构，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不可能产生多少戏剧性效果。除此以外，它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都与传统纪录片相同，由此看来，二者之间似乎已没有区别可言。事实并非如此，今天区别二者的界线主要看主题和结尾。纪录片一般涉及较为严肃的问题、事件，特写侧重人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仅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因为电视屏幕上有时也能看到比较轻松的纪录片或较为严肃的特写。在片子的结尾处理上，纪录片通常以总结或结论收尾，观点十分鲜明，主题突出，因而或多或少具有讨论性质。而特写并不以结论收尾，结尾也许是发人深省的，也许没有结局；因为题材大都轻松明快，观众满足于大概的了解，不求弄个水落石出。至于纪录片，罗伯特・希利亚德教授提出了一个颇值得重视的观点：纪录片之所以成为纪录片，是因为它提出某种观点，做出某种结论。
从电视纪录片创作的现实走向看，微型纪录片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大，一般电视机构都有能力长期不断地连续制作，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一些电视研究人员认为，微型片篇幅虽短，但灵活多样，易把握，能集中反映某一个具体问题，提供某一方面的信息，展示事物的一个侧面或揭示某种问题。可以预测，微型纪录片以“轻武器”形态连续播出，天长日久，也会造成一定声势，收到特殊的传播效果。
大型电视纪录片。
大型电视纪录片(thefull-lengthtelevisiondocumentary)以宏伟的篇幅，深刻的内容剖析着现实社会，对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期的大型纪录片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模仿新闻电影纪录片的传统模式，直到通讯卫星技术和eng问世以后，纪录片才得以用电子技术手段进行采制，并经过不断的求索，形成了电视纪录片的独特风格和语言。
今天，大型纪录片在题材上的重大突破是面向整个世界，面向人类、宇宙、科学天地等巨大题材。70年代中期，大型纪录片就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cbs著名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宇宙》、《20世纪》、《21世纪》、《历史的见证》等片都是大型纪录片的杰作。这些片子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选择、组合后，将它汇集到片子中。进入80年代，大型纪录片不但展现宇宙世界、科学天地，而且放眼预测未来趋势。在表现手法上，大型片采取纪实手法，用长镜头在现场跟踪拍摄，往往耗时三年五载。例如，美国航天飞机“发现者号”的纪录片，创作人员从开始准备到“发现者号”上天，跟拍三年之久。
通过对上述四种电视纪录片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国外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初步总体的把握。可以说，这四种纪录片形式是电视传播的重要手段，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动，形成电视纪录片创作多种样式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电视纪录片的多样化发展，为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树立了新的形象，迎来了新的挑战。只要电视存在一天，纪录片就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人类文明史不断延续，纪录片就有永恒的价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电视纪录片《信仰》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信仰，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预测，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在进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国的命运也就取决于这两种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在于记录正在进行的一段时空跨度相对较大的一段现实或历史。那么，无论是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应立足当下，做到真实、可信，做到“真、善、美”。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是纪录片贴近动态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然。文化类纪录片纪实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一）从正在进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运用纪实长镜头切入对文化与历史的表述，让历史与现在交错进行；例如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以现实和过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饮食文化的交错叙述，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所讲述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文化类纪录片也大量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提高了纪录片的可看性，也令纪录片的讲述更加有理有据，让观众感叹，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就像看一部电影，例如酒泉台摄制的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选取了玄奘取经路上最险恶的一段，讲述初唐时期玄奘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缉于不顾，夜半偷渡玉门关，历经九死一生，终达伊吾的传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使用高清设备拍摄，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剧情表演，再现了千年前的传奇故事。文化类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完整记录一个鲜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运用自然的现场声音。现场声音是表达的另一个主体，因为电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声音语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笔者拍摄的《尕海湖边的故事》中，效果声的运用就为节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边拍摄冬候鸟大天鹅时，清晨清亮的天鹅叫声，顿时让冬天的尕海湖边响起了候鸟的歌声。如何能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当时尕海湖边的这种场景，光靠唯美的画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边的故事》就将常规的效果声的音频指数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鸟的叫声，充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三）各种声音元素交错进行，扩展声音时空。比如表现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声音除解说、音乐之外，还有钟、鸟、风、游人和做佛事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纪实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肃电视台10多年前创办的.日播文化类栏目《美丽甘肃》中我们看到，天水台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纪录而取胜，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态的摇曳多姿。甘肃卫视的《中国西北角》栏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纪实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学化是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
纪录片不仅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同时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逻辑来推动纪录片的叙述向前发展，而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动这一逻辑叙述的发展，所以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学化的表述。文化类纪录片不是新闻专题，恰到好处的文学化是此类纪录片的必要因素。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再到近些年出现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苏园六记》以及中央台9套节目的开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一直与各种文学类型相伴相生，文学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舌尖》体”一时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纪录片的语言表达方式，被观众们所喜爱和接受。文学化是编导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创造与想象，是对过往历史的复活。简单、沁人心脾的解说词，可以让观众更好地融入节目当中去。文学化是编导个人情感的投入，画面因情感而复活生动，节目因情感被长久记忆。
三、社会化是节目的深度体现。
社会化的过程是编导将纷繁的采访素材进行系统化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要单一地看待一个问题，而是将采访素材纳入到广阔的社会学空间，来判断取舍，并阐释文化的社会含义。纪录片始终是小众的精英文化，社会化并不等于低俗和媚俗，而是需要更大胆地运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用更完美的视觉冲击力去吸引观众，更好地满足和服务于人民大众。如今，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4g时代的来临，电视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上放映，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运用高清数字化拍摄，运用电脑3d技术合成等。纪录片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要求，是纪录片社会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说到底，文化类纪录片最后的落脚点必须是对文化的、社会的、现实的透视、提炼、表述与发现，是对社会与时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应摆脱传统纪录片用冗长的数据或苍白的专家发言来讲述历史的做法，而是应该面对生活，真实地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才能促进中国纪录片未来的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电视纪录片是运用现代电子、数字技术手段，真实地记录人类社会生活，以现实生活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经过创作者的选择、重组、集中、强化，结构而成一种完整的电视节目形态，它的素材保留着生活的鲜活、真实的信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客观性，供观众观察、体验和思考，而在选择和结构过程中，则有创作者主观的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兴趣、爱好的介入，可以说纪录片是客观生活与主观认识的一种保有较大空间距离的结构，它既能将真实的生活物化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保存、传播的形态，留给人们一段活的历史，又能给观众提供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供观众评价和欣赏。
与其他的纪实类电视节目相比，电视纪录片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依附于电视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程，在节目形态上也有其个性化的自我完整的结构，这是由于纪录片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与其他纪实类节目或专题片相比，纪录片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文化品质。
首先，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不像专题片，专题片有直接的主题目标和宣传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题趋向于更为深层更为永恒的内容。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影片，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
我国的纪录片到90年代与专题片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体现了创作者对纪录片本质特性的全新理解，《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爱》、《藏北人家》、《望长城》，及以后的《重逢的日子》、《德兴坊》、《龙脊》、《神鹿，我们的神鹿》、《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婚事》等，都调整了纪实语言结构，体现了对人的深层关注，都是以人为核心，直接关注人，重视人的本质力量，去除了许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
《望长城》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关注的一个人文主题，在《望长城》中占据镜头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带着孩子逛土龙岗却不知道脚下就是长城的李秀云；民间歌手王向荣和他的母亲；统万城惟一的住户马老汉一家等等，关注的是长城脚下的生存状态；其后的优秀纪录片莫不如是，《德兴坊》以从未有过的姿态，真实地记录着上海一条老式弄堂中人的生活，他们的窘迫，他们的愿望，他们相互间的争吵与互相的关怀，给人们带来多重的生活感受。《远去的村庄》拍摄的是山西省平陆县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鸡子坡村，在面临干旱年时，一些人要先修水利，一些人要迁出这个村子，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就是它的主题，人的真正生活就是它表现的对象。《山里的日子》将视线投向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邓有仁一家，邓有仁是著名油画作品《父亲》原型人物的孙子，影片记录了《父亲》的作者罗中立重返大巴山的经历以及邓有仁一家及其他乡亲们的一段真实生活。山里的每日生活就成为生命本身的缩影，对山村生活的感情以及对人的一种本质关怀，让这个片子真切地反映了普通农民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今天，数字技术条件为这种对人的关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来国内就有一些专业或非专业创作者采用更为个人的方式走近人；利用小型数字机，呼吸与共地在记录身边的人，譬如《江湖》、《老头》等就是独立制片人以微型数码相机方式拍摄，近距离微观地记录下的日常生活，在这些片子中拍摄和剪接尽管粗糙，但其对人的关注，具有一种历史、人文的价值。
专题片主题重在说明问题，阐释政策、观念，如“科教兴国”、“20人”、“中华之剑”等，虽然这些专题片中也有精彩的纪实段落，也有对人的关注，但那只是采用了纪实手段，只是用人来说明某个特定的主题。而纪录片以人为本，更接近人类学和民俗学。
其二，纪录片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和动态过程，重感受和体验的共时性，因为对人的个性化表现需要有较大的时空跨度，人作为生命体存在是包含着特定的时空内容的，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它与栏目化的纪实节目不同，栏目化的纪实节目，定时定点播出，制作周期短，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生活层面，结构较为自由，宽容度大，而纪录片对生命的本质关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的，只有在一定的时间积累中，才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活的历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发性和丰富的细节，以及经过交流和反馈之后积累的情绪氛围，展现更为丰富的人文背景。
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流程的。
弗拉哈迪在其拍摄中有个预定的模式：住在拍摄地点，亲身体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然后与当地人交往、建立友谊，此时才开始拍摄；而以36年的时间记录了高尔佐的孩子们的德国纪录片工作者认为其日常琐碎的记录的意义在于：人们可在时光流转之间获得对生命的体验与解释；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的小川绅介，每部纪录片拍摄的时间长达三至五年，拍摄《古屋敷村》时，在山村住了好几年，租了房子和稻田，和农民一起种稻；我国的《山洞里的村庄》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着山洞中这个村庄的生存状态，以一年的时间记录着在一些事态中人们的表现，想法和行为，保留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原始信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3年，由于在人物发生重大变动的几个阶段摄像机都在场，记录了完整的过程段落和细节，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发展来结构人物故事，在动态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种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其他像《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神鹿》等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过程，在过程和细节中具有了一种记录的品格。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即拍摄者参与到所记录的事实当中，摄影机和被纪录对象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发掘事件的真实面貌，推动事件的进程，并将整个参与的过程拍摄下来，作为记录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与式记录可以溯源至弗拉赫蒂的探险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其极端发展即为50年代法国出现的真实电影，强调在人为的环境中发掘出隐蔽的真实。
参与式记录可以运用在各种题材的记录当中。
在现实题材的拍摄中，对拍摄事件的介入及与拍摄对象的亲密接触，都会给记录打开一个多维空间。
美国纪录片导演詹妮弗・福克斯在拍了一部9个小时的长片：《比尔和开瑞：一个美国式的爱情故事》，以真实电影的形式呈现一对黑人和白人及他们的两个女儿组成的家庭生活。导演fox用超8毫米摄像机自行拍摄，她的制片担任录音师。她们和这个家庭共同居住了一年的时间，次年又以一年的时间访问了他们的亲朋和同事，拍摄了850小时的素材，最后剪成了9小时的片子，以对日常生活的把握，折射出美国社会的种族融合现象。
90年代初的《望长城》，就是以长城内外普通人的追踪、采访、记录，发出了中国纪录片第一声呐喊，《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采访了315人，其中跟踪采访66人，展开了一幅在日留学生的生活画卷。
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由于题材的局限，不可能获得太多的直接素材，更强调以参与式的记录来回顾历史，譬如法国纪录片《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克洛德・莱兹曼用了1年来拍这部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全部是通过对见证人的采访而将历史再现于今天。这当然是个特例，其中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可以想象。
我国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录片也多采用了参与式纪录，大量采访相关人物，重访遗址遗迹，让史料在记录者所营造的环境中鲜活起来，重现历史的真实。譬如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解放啦》，就是以对各色人等在“解放啦”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采访、回顾，结构了全片，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认知，由于采访，存留在不同人等不同记忆中的瞬间集合在了一起，同一个历史时刻，同一个历史事件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走了过来，有一些复杂，有一些厚重，又有一些戏剧的况味。
参与式记录的长处在于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尽可能的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对表现内心世界、过去时空、以及赋予记录戏剧性情节性上非常有效，但由于是以对生活的介入而激发出一些非常态的东西，掌握不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的原生态。
2、旁观式记录。
即在对生活的记录中采用的是一种旁观的方式，也就是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的就是争取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剪接时强调一种连续性，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创造一种包含着不同意蕴的现实模式。
旁观式记录起源于最初的纪录短片，并在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直接电影中得到极端发展。“‘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角色，‘真实电影’的艺术家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世界纪录电影史》［美］埃里克・巴尔诺）。
美国纪录片工作者怀斯曼一直坚持不做任何介入的直接记录，以视觉形象和片中人物的话语来呈现事件，其记录方式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体现了空前的执着与坚持。这也与他一贯选择的记录题材有关：学校、军队、警察、医院、监狱及为人们提供帮助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以此探索当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近作《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中，一如既往地用镜头解剖机构和人，藉此得到“对20世纪最后1／3时间中美国生活的一个印象化概述”，其高达1001的片比保障了其信仰的实现。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记录片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为人们再现了历史发展进程，因此，选题策划时，一定要做到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产生一种启迪意义，这是纪录片选题的根本原则，也是其价值所在。例如，2015年，由媒体人柴静策划并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受到亿万国人的关注，好评如潮。该纪录片以当下泛滥的“雾霾”为主题，为人们再现了令人担忧的环境现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携手，治理环境，还原洁净的自然面貌。柴静将女儿的病情作为开题，让观众感到震惊和心疼，可以说制作这部纪录片是出于社会人的责任感，同时也是出于一位母亲的本能，记录片中除了再现当前各个省市的雾霾现状，也对雾霾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度调查，说明了这一环境问题对人们造成的严重影响。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其选题与时下问题亲密相连，关系到每一个人，其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环保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2]。
2.2追寻文化渊源。
记录片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是再现事实，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思。因此，进行选题策划时，不仅要关注当前事件，更好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文化与习俗，引导人们追寻传统文化渊源，发挥一种文化传播的作用，发挥纪录片的真正价值。近几年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片中为我们展现了各地美食，更是因为其引发了人们的思乡情缘，这是对美食背后蕴含文化的一种关注和认同。在介绍查干湖冬捕这一期节目中，节目就为人们展示了冬捕前的仪式，除了鱼的各种做法和吃法外，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人们从自然中获取食物，需要对大自然怀有一颗感恩、崇敬之心。可以说《舌尖上的中国》追溯了全国各地美食背后的文化渊源，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这是其选题策划的成功所在。
2.3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
“讲故事”是当代新闻媒体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故事往往比其他形式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纪录片选题策划过程中也要善于运用这种方式，抓住观众心里，尤其是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更应当推广使用这种方式。例如，纪录片《百年人・日照魂》中，就将丁惟汾及其家族作为主题，在选题策划初期，就将这一人物及其家族的轨迹作为线索，再现了辛亥革命元老的风雨一生。纪录片中既展现了革命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冲突，同时再现了丁氏家族血浓于水的亲情，成功将“大家”与“小家”的故事融为一体，引人入胜，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这与最初的选题策划角度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选题策划之初无论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都必须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纪录片”了[3]。
3总结。
纪录片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众最喜爱的文化节目之一。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重视选题策划这一环节，要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追寻文化渊源，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发挥纪录片弘扬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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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摘要：
随着电视机大量普及，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电视文化已悄然形成，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电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环境，电视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也日益突出，对幼儿的影响尤为显著。如何更好地认识电视文化的影响，确立正确的电视文化导向,为青年学生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是教育作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当今社会，电视已经代替父母与伙伴成了许多孩子的主要伴侣。电视的出现，早已困扰着我们的儿童教育，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均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不断地进行着各类调查研究。然而，各位专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尤其在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于幼儿的影响方面，更是莫衷一是、争论不休。
幼儿对电视具有某种特殊感情，其原因是与幼儿自身的认知特点、电视的特殊功能以及家庭因素分不开的。
(一)幼儿认知特点与注意倾向。
皮亚杰曾用大量令人信服的实验材料证明了儿童的认知与成人有着质的不同，而且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认知结构也各具特点。幼儿心理发展具有认识活动的具体形象性、心理活动及行为的无意性、初具个性倾向等三个一般特点，但也存在幼儿初、中、晚各个时期的不同。其中“无意性”最为显著，其各种心理活动都表现出无意注意、无意记忆、无意想像等典型特征。
发展心理学认为，引起幼儿无意注意的因素有三：客观事物的特征(刺激强度、活动变化、新异性、生动性等)、刺激物与主体兴趣爱好的关系以及主体的情绪与需要状态。幼儿对于新颖的、鲜艳的、强烈的、活动的、多变的、具体形象的以及能够引起他们兴趣和需要的对象，才集中注意力，但又很容易受更加强烈的新异刺激物的影响而转移。幼儿能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记住多次重复的信息和场景，同时对其进行一些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这种无意识心理活动基础上的认知行为，是幼儿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
(二)电视适应于幼儿的独特“刺激”功能。
于存在着一个允许其同化的结构。”电视首先以娱乐传递者的身份掌握了幼儿的心理，避免了父母言教可能使其产生的某些抵触情绪，成了幼儿乐于接受的、有意义的刺激信号来源。换言之，幼儿的认知结构很容易被电视提供的刺激信号所“同化”，因为电视节目保证了他乐于理解、容易理解的信息和场景。电视声音、图像、色彩、动作俱全，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娱乐性，能使同一信息和场景反复呈现，这对注意力易分散、知识经验不足、理解能力差尤其是还不识字的幼儿来说，极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
研究还指出，婴幼儿两三个月时会无意地扫一两眼电视，稍大开始注意画面，一岁左右看到有趣画面会笑或手舞足蹈，一岁半会自己开电视，二岁时有了连续注意，二三岁时可以自己辨认熟悉或感兴趣的事物，“由此形成了最初步的选择能力”。电视作为教育媒介，对婴幼儿语言学习、词汇扩充及认识事物和社会角色方面有很大帮助，在移情训练、亲社会行为训练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父母和老师。这进一步说明，电视对于幼儿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和作用。
(三)家庭因素促使幼儿与电视的结合。
国内有人曾对某乡镇中心幼儿园近500名幼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占98.5％，4-5岁幼儿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平均为2－2.5小时，多数幼儿晚上及星期天的主要活动便是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就是说在婴幼儿所接触的家庭媒介中，电视成了最主要的。客观地说，现在父母或社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婴幼儿对电视的偏好，而是其童年后期甚至整个青少年期对电视或其他媒体如电脑的沉溺。往往存在这样的事实：在某些家庭中父母会为幼儿经常能“陪”他们看电视感到高兴；又或者由于一些原因，有些父母有时只好拿电视充当看管孩子的“保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对此深有感触。婴幼儿从出生到走进幼儿园之前的三四年中，活动范围仅限于“家”，自然无法避免与电视的高频率接触，除非不打开电视或没有电视，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不可能的。条件略差的地方，一直到7岁左右上小学前，孩子都处于这种自然沉浸于电视中的状态。
二、电视文化对幼儿发展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电视文化信息传播的多渠道对幼儿能力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电视文化所容纳的知识类型多样、视野开阔、视角新颖，创造了一个现代文化活动方式，开阔了幼儿学习的文化环境，对幼儿身心发展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
其一，电视文化集纳广泛，对丰富幼儿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有着直接的作用。电视具有百科全书式集纳广泛的特点，在形式上从文艺、娱乐、宣传、教育、科技等无所不包，在内容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无所不有。这样就使得幼儿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其二，有利于幼儿言语能力的发展。幼儿的言语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通过言语实践逐步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实践的多少，对幼儿言语的发展有很大作用。研究表明，从小受到较多言语刺激的幼儿，其言语发展也较快。电视文化的特殊声音艺术，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言语刺激，幼儿在这种良好的刺激中，能逐步掌握正确的.发音、发声技巧和规范的语法，还能丰富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
其三，有利于幼儿的注意能力的发展。幼儿的注意通常是无意识注意占优势地位。鲜明、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刺激物以及刺激物突然的、显著的变化，最易引起幼儿的无意注意，电视正具有引发幼儿无意注意的这些“元素”。因此，幼儿在观看符合“口味”的电视节目时，能长时间集中自己的注意，这样对提高注意的稳定性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多种感官的共同参与也能促使幼儿注意的合理分配。
其四，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幼儿期是想象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而幼儿想象的产生往往是由外界刺激直接引起的，外界的刺激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幼儿想象能力的发展。电视播放的动画片、艺术表演、音乐欣赏、儿歌朗诵……为幼儿想象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刺激。另外，电视文化对幼儿感知能力、思维能力及审美能力等等的提高也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说过：“所有电视都是教育的电视，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由于电视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在对幼儿发展发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
其一，电视文化的不可规定性，容易导致幼儿榜样选择的偏差，而使行为失范。幼儿的是非判别能力差，对电视呈现出的各种信息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加以接受，因而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行为模仿。《中国教育报》1993年1月20日“电视的忧虑”载，某幼儿园的一个男孩子强行抱住女孩接吻，在教师批评他时，却振振有词地申辩“电视里就这样”。
其二，电视文化中一些低品味的节目对幼儿知识的掌握、审美的取向产生了误导。近年来，一些电视片为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片面追求娱乐、新奇，传播一些艺术性差、审美层次低、缺乏历史真实性、违背科学规律的内容，影响了幼儿审美能力的发展和正确概念的形成。以致于3岁幼儿也开始学着某“歌星”的样子，拿腔拿调，历尽沧桑似的：“我拿青春赌明天……”。
其三，幼儿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激增，容易导致心理障碍。幼儿过多地观看电视，势必会减少与同辈友伴和亲子之间的交往时间，削弱了家庭生活中形成人格所需的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丧失较多的进行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的机会。人际直接交往的减少，造成幼儿社会心理的分离而变得孤癖、抑郁。
其四，电视文化中大量的“舶来品”，不利于幼儿民族自信心的确立。“猫和老鼠”、“机器猫”、“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等一大批“儿童片”均来自外国。广告片同样不甘示弱，日本电器、巴黎时装、美国可乐……过多的外来片，容易诱发幼儿媚外的心理，形成“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心理定势，这便出现了幼儿的吃、穿、玩均以“外国货”为荣的现象，以致于到了“只有开水是中国产”的危险地步。另外，过多地观看电视对幼儿视觉，听觉及人体其它各部分的正常发育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三、加强对电视文化的规范，扬长避短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发展存在着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幼儿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作为家长与教师的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电视文化所带来的问题，处理好电视与幼儿的关系，趋利避害利用电视文化的正面影响，避免负面影响以更好的促进幼儿的发展。要做到这些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增强“传播者”的教育意识。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要精心制作出有利于幼儿身心发展的优秀节目，为幼儿发展提供丰富的、有价值的精神食粮。从幼儿的生活特点出发，科学地安排电视节目的播放时间和顺序，保证幼儿能接受到积极的、有效的教育。
其次，父母要肩负起“守门者”的职责。
(一)注意控制幼儿的收视时间。
(二)为幼儿选择好的电视节目。
(三)教育幼儿对电视中出现的事物不可以全部相信。
(四)将幼儿的注意力调离电视。
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应用，下面简单的介绍几种：
1.陪伴幼儿收看电视。
2.多与孩子一起游戏。
3.教师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与引导。
随着人类向文明社会的不断迈进，电视文化对幼儿的影响也将日益显著。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幼儿，并共同肩负起教育幼儿的职责，使电视文化融知识的真、教育的善、娱乐的美于一体，才能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地发展。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电视纪录片不仅是视觉艺术，而且是听觉艺术。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对传播电视纪录片的影像意义与表达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涵都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影响电视纪录片创作与鉴赏的重要手段。随着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的不断拓展与深化，电视纪录片已不可缺少音乐作为其中的元素。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表达手段，音乐拓展了电视纪录片的风格表现空间与主题表达视域。
通常而言，音乐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只是电视纪录片的一种若隐若现的点缀，一个若有若无的配角，但是，音乐实质上是电视纪录片的灵魂所在。音乐运用与调控得当，能够直接提升电视纪录片的艺术底蕴，丰富电视纪录片的思想内涵，使电视纪录片更加具有形而上的审美价值指向。因此，创作与鉴赏电视纪录片应该关注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开发与拓展，解读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美学特征。
一、动态特征：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
电视纪录片声音的三种构成要素为音乐、音响与语言。在电视纪录片作品中，声音与影像相互融合。由于融入影像，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的纯粹音乐。换而言之，电视纪录片音乐研究应该立足于声音与影像的相互结合与实时互动而展开。音乐与影像既犹如两个单词，组合到一起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又类似一双筷子，需要在彼此协作中才能更佳地诠释电视纪录片。融入电视纪录片的音乐，获得了一个具有可视感的影像空间。音乐与影像的结合，使音乐在电视纪录片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视纪录片影像的空间转换涉足了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时间流变。
电视纪录片的叙事往往以时间为轴线，来表现变迁当中的动感。作为电视画面来讲，这种空间感和时间感的拓展难度较大。而运用音乐艺术，来表现这种跨度，以音乐风格变化来实现场景的转换，则相对容易很多。音乐与影像的互相渗透与彼此融合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将升腾跌宕而具备听觉美感的声音乐符跳动与生动形象而具备视觉美感的影像画面运动彼此结合，不仅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灵动性绘声绘色地表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情节中，而且使电视纪录片影像的流动性生动传神地体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声音乐符中。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既鲜明地突出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又出色地显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基调，不仅使电视纪录片的形象更加生动活泼，而且使电视纪录片的意象更加丰富多彩。音乐空间是电视纪录片空间的独立单元。
二、感受特征：视觉与听觉的综合体验。
从本体特征来看，电视纪录片其实就是音乐与影像在时间与空间的共同演绎中塑造视听银幕形象。作为电视纪录片两种不同的媒介表现材料，音乐与影像是在相互协作中引发观赏者感知视听艺术魅力的。观赏者既要从影像中获得观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满足，又要从音乐中强化观赏电视纪录片的听觉感知。由此而形成的电视纪录片音乐，将影像带来的视觉形象与音乐引起的听觉意象相互融合，实现欣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与听觉直观体验的和谐统一。
电视纪录片的观赏者是结合着电视纪录片的镜头来感受音乐的，而音乐又强化着观赏者对电视纪录片的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听众就是其银幕前的观赏者，视觉与听觉的共同感知，呈现了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与一般音乐欣赏之间的差别。音乐的播放与影像的变化作为整体共存于电视纪录片作品的同一时空中，观赏者的听觉在感受音乐信息时，视觉也在感受影像信息。音乐与影像同时传递给观赏者时，视听器官运用大脑迅速交流与反馈，获得单纯用听觉感受音乐或用视觉感受影像所无法体验的复杂艺术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不再是纯粹的时间艺术，而是蕴含了一般音乐所无法具备的视觉信息。音乐与影像共同塑造了电视纪录片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形象，同时也给观赏者带来了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感受。
电视纪录片当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空间延展的独特作用。非独立性和协调性音乐本身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它的这一特性在表达和展示艺术气氛渲染艺术效果上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电视纪录片的.剪辑制作当中，声音导演将音乐表演艺术家的音乐通过剪辑整合，把它们对于原作的理解和感受，通过恰到好处的表演，将音乐形象传达给听众，使听众获得艺术美的享受。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与通常概念下的音乐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它是专门为电视纪录片创作、编配的音乐作品，它既具备了一般音乐的特性，如长于表现而拙于再现、抒发情感、渲染气氛等，又具备了独特的具体可感性，它要表现完美的艺术形象，必须通过与画面及其它表现手段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可以说画面与音乐的契合，是构成电视纪录片声音制作成败的关键因素所在。
三、指向特征：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
一般音乐的审美是人们单纯借助听觉而体验与感悟其所蕴涵的美学真谛的，属于抽象层面的审美过程。与一般音乐的审美有所不同，电视纪录片音乐具有独特的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审美指向，大体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电视纪录片音乐创作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应该基于综合考虑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风格特点与时代特色等因素，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旋律基调、演唱风格等与电视纪录片本身相符合。因而，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具备了明确的审美指向;其二是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的审美指向。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通常是同时呈现出来的。电视纪录片音乐不仅烘托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与环境氛围，而且展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内在意蕴与潜在旨趣，使观赏者产生一种多感官、全方位的共鸣体验。因此，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欣赏也具备了鲜明的审美指向。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虚实相生”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情趣之一，自“有无”到“阴阳”，自“空灵”到“妙悟”，哲学中的“虚实”逐步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成为影响中国美学与艺术的重要理论之一。
“虚实相生”的文艺创作手法在作为有声语言艺术的电视纪录片配音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凸显。为了将文学语言准确生动、富有意蕴、引发思索地传递给观众，配音者要将解说词的内容进行虚实、有无、隐现等转化，创造出情境美、交流美、和谐美、留白美，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达到审美愉悦。
再现文字的情境美。
电视纪录片配音是将已有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表现形式。对配音者的要求绝不仅限于单纯的发音规范、字正腔圆，而要通过解说再现文本的意境美、情感美。
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解说词在表现手法上会运用文学作品中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或化虚为实、或以虚带实、或实中存虚、或虚实相映。备稿时，配音者必须依据影像的拼接步骤把握解说词的内容及特征。
如纪录片《唐之韵》的解说词，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记述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和诗人们丰富的生活经历及其风格迥异的代表作品，情感跌宕，大气磅礴，极具文学色彩。这就要求配音者要将未闻、未见、未体会过的情与景转化为已有的积累和体验，感受“象”外之旨，由实感虚、由虚悟实，形成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其中有这样一段：
于是陈子昂来了，像巨人一样挺立在幽州台上，面对着无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如春雷炸响一样高唱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么悲壮的歌声，像从历史的深处腾出，不仅一声就唤醒了永远辉煌的盛唐诗，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华大地上产生审美的冲击波!
在解说这段话时，高峰用心灵与历史交融，用情感与诗人共享，其中对诗歌内容的朗诵以虚声为主，其余用声偏实，将声音的虚实变化与解说词的意境虚实融合，产生与诗人心灵在宇宙生生不息、虚实相依的律动中对话，在感觉与想象交织的灵境中达到共鸣与默契。
再如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用描写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展现了闻名于世的古建筑的辉煌壮观。周志强配音时非常注重在平实中展现情景美：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赏亭”。
这段话是用历史故事来诠释“赏亭”得名的由来，其间对饮酒作诗的场面与细节虽没有作过多的渲染，但是古代文人们的洒脱豪放、酣畅淋漓依稀隐现在字里行间。周志强的解说非常细腻，通过声音中细小的变化，以溪流淙淙、垂柳依依、酒杯顺流而下，将文人吟诗作对的情景展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感受到古代文人的浪漫情怀。
袁行霈先生曾经说过：“鉴赏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种赋予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如果说艺术创作是自己的生活体验借着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表现出来，那么艺术鉴赏就是运用联想将语言、声音、色彩、线条等等还原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类似的生活体验。”解说词中的情景不是配音者都经历过的，解说时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与联想，让思想感情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才能感受到文稿中的情与景，创造情景美的效果，进而增强艺术表达的感染力。
产生具象的交流美。
根据有无交流对象的存在，可将播音员、主持人的工作环境分为“虚实”两种情况，即无对象交流和对象交流，而纪录片解说明显属于无对象交流。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要求播音员、主持人在“无对象交流”的情况下做到“心中有人”，即对交流对象的感知要具象，不仅要想到通常所说的交流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还要能想象到听众的眼神、动作、服饰以及听到语言信息后的反馈，真正做到通过眼神交流达到心灵的共鸣。
纪录片对解说者的要求亦是如此，对交流对象的想象越具象，听众的感知就越鲜活、越真实，通过想象与联想同观众交流，接受反馈，便于准确地把握解说词的基调、节奏、风格等，同时也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解说状态。
如《北京记忆》是从对北京大杂院、饮食、娱乐、交通等点滴生活的感受中反映北京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琐事，配音者所想象的对象可以是亲人、邻居、同学、朋友，就像拉家常、聊见闻、谈感悟，相互之间产生亲切感、信任感、美感。
老人又回到了以前的旧居，她曾在这间二十平米的小屋子里结婚生子，夫妻相濡以沫，拉扯四个子女长大成人。点滴往事一如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曾经的生活场景，伴随着记忆正在渐渐远去。
在这段配音中郭炜语气亲切自然，时而平和、时而低沉，让听众感到很强的交流感，此刻配音者用自己声音推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听众在时空的隧道中触摸到那段远去的历史。交流对象质与量的具象化产生的真实美，让配音者找到了活跃积极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向观众传达情感。配音者运用虚实相生的原则将虚无的听众转化为实在的交流对象，在向想象中的对象不断倾诉、呼应、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互动与灵犀，达到用声音传递美、用心灵感受美的效果。
传递声音的和谐美。
置身于浓妆淡抹的图画里，帕奈博士经常情不自禁地赞叹，举世也只有九寨、黄龙的水有如此巨大而神奇的力量，而它眷恋着人间独钟着中国，就在这中国西南的深处角落渲染出一片彩墨山水。
对于九寨沟和黄龙，水是美丽的缔造者，也是它们生命的源泉。水，在这里幻化了神奇之后，也将从这里走出深山，流向几百公里外的长江。
李易配音时，吐字柔长、用声舒展、虚实结合、虚声偏多，使声音与明丽、优美的画面和音乐相融合，充满了意蕴美，整体形成蜿蜒的旋律，产生美感。
再如《同饮一江水》运用富有感性和思辨的语言，讲述6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中不可割舍的关系。解说词娓娓讲述着不同国家的风情和生活故事，绘出一幅大湄公河次区域丰富资源、灿烂文明、独特人文的精彩画卷。
大海与河流在纵向和横向上，将次区域各国更多元地融合在一起，河流联结了次区域六国，大海将次区域各国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河流哺育了次区域六国的人民和这里伟大的文明。而大海是所有这些走向世界的通途。大海意味着次区域未来更广泛的交流、友谊与发展。
刚强的解说整体以讲述与渲染相结合，既接近生活语言表达又不失饱满的情感。吐字用声适中，节奏舒展平缓，极为自然流畅。用声以半实为主，根据内容或为半虚。“更多元地融合”声音由虚到实，“交流、友谊与发展”中由实到虚再到实。刚强的声音在整体和谐中，时而平实自然，时而舒展柔和，时而厚实凝重，形成了有声语言自有的韵律感和质感，也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本片所宣扬的“和平、友谊、合作、发展”的主旨。
构成停连的留白美。
“此时无声胜有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句就是对留白艺术作用的描述。留白之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大放光彩。绘画、书法、建筑、园林、舞蹈、音乐、电影、戏曲中无不留有留白所产生的无限遐想空间、广袤深远意境。
电视纪录片画面拍摄手法中注重留白的运用，而声音的配音也应当有的留白存在。声音的停顿为虚、情感的连接为实，正是所谓的“声断情不断”，不是戛然而止，而是回味无尽。这种“停顿”，是一种画面的转换和延伸，情感的过渡和回味，恰当运用声音留白，能产生言已尽情未止、声已落味更浓的效果。给观众留下想象、回味、思索和判断的空间，这样比喋喋不休的直白表达更自然、更深刻。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
留白让观众有空间思索和判断，与起初的感性认识相互作用，从而加强对纪录片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如《圆明园》运用充满诗意的语句描写出了圆明园的奢华与气派，而在残垣断壁之下埋藏着历史的辉煌。
给这段的配音时，李易在每一省略处都运用了大量的留白，观众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想象圆明园华丽的外观、精美的装饰、奇妙的布局，可谓是神奇瑰丽，亦梦亦幻。如果在解说时取消了这里的留白，就会显得节奏过于紧凑，也剥夺了观众回味反思的时间与空间，不会产生最终意味深远、令人惋叹的效果，削弱了对主题的表现力。留白之美是一种表达手段，是一种审美体验，是一种艺术追求。
“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以其长久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的文艺领域。在电视纪录片配音创作中“虚实相生”的原则也以其无穷的魅力由内而外地渗透到各个环节，配音者与文字在体验与联想交织的对话中达到心灵的契合，与观众在声音与想象互动的交流中达到情感的共鸣。
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有好的拍摄素材，即确定选题，在选题的基础上进行策划，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拍摄方案，有了好的选题和策划，那么一部纪录片的成功就取得了一半。1.具有真实性和时代特点的事物。《舌尖上的中国》选题为中国大江南北的故事，从原料挖掘到制作过程到商品流通，讲得很透彻，而且善于通过煽情的话语引起乡人的回味和眷恋。《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家乡的味道”、“家庭的真实故事”，把天南地北的全国人民的心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回味，让我们思考，妙不可言的同时也隐藏着编剧的智慧。
具有典型性、故事性和趣味性的题材。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选择饮食作为纪录片的选题，具有广泛的受众群。在选题方面，《舌尖上的中国》选择了中国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介绍的都是遍布大江南北的各地特色食料，比如岐山的躁子面、陕北的黄摸摸、嘉兴的粽子、西安肉夹摸、镇江锅盖面、诺邓火腿、石屏的豆腐等等，他们大都是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是以一个家庭、一个故事展开，引人入胜。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浓重的当地口音，一听就亲切，一听就地道，这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做的美食也一样地道.
二、解说词的特点与画面、声音的关系及相互作用。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的解说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解说词多以短句为主，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短句的好处在于，单位句子里的信息量很少，容易让听众吸收和消化。而且文字简练，第一段短短几句之后就开门见山地讲道:“本集将展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字里行问蕴含着对祖国自然景物的崇敬和热爱。
解说词不能单独存在于画面或者声音之外，解说词与画面、声音是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使纪录片达到整体的和谐与优质。当解说词不能很好地传达画面信息时，就需要声音的帮助;同时，解说词还要配合画面的长短、节奏、音响和音乐的风格等因素。
三、结构。
《舌尖上的中国》叙事结构是以基层家庭故事为单位的微观空间结构。花色多样的'食物，无一不出自一个个由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及他们的邻里组成的家庭。这些家庭分散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大到城市楼宇，小到乡村田野:从云南香格里拉采拾松茸的单珍卓玛及其父母，到湖北嘉鱼挖藕的圣武、茂氏兄弟;从陕北小城制作贩卖黄摸摸的老黄夫妻，到宁波和祖母一起做年糕的宁宁，再到黑龙江绥化呼兰河边腌制泡菜的金顺姬母女，在这些家庭中，每个人都有名有姓，但绝非高名大姓，与诸多纪录片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不同，他们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是中国底层老百姓的主要构成者。
这样的叙事结构使得《舌尖上的中国》具有了细节充实之美，通过塑造一个个普通人的形象及他们的平淡生活，《舌尖上的中国》把中国还原给电视观众，把庶民大众从更深的层次纳入中国的血脉.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性探析论文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点
弗拉哈迪的另两部比较出名的作品:《摩阿拿》讲述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亚兰岛人》描绘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纪录了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远古部落”的“异国情调”,这一方面源于卢梭的人本主义,他们信奉“最原始的及最少开化的人们是最快乐的,他们也是最不会堕落的一群”,他们认为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将人类拥有的善良本质毁损殆尽,所以他们更愿意在纪录片作品中展示异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歌颂人类在依靠直觉和传统中所学习的技巧来生存。[2]另一方面,当时大众传播还不发达,人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以此类内容来组织影片,比较容易激起观众的兴趣,获得较好的收视率。
这是对纪录电影产生初期的题材选择的简要分析,但是当纪录片遭遇电视而发展至栏目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人们习惯了在《沙与海》中《流浪北京》,厌倦了在《天安门》前寻找《彼岸》,忽然有一天眼前一亮:咦?邻居大妈怎么出现在了电视上?于是,这种讲述现实生活中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的节目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以收视率为支撑杠杆的栏目纪录片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将目光从“天涯海角转到家门口”。
纪录片的极大成功出现在90年代初,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差别,人们只需要了解邻居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体会到社会转型的种种阵痛。中央电视台原纪录片编导刘春认为,90年代初期的纪录片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在于“购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大家不再有医疗报销;种种福利制度都是在那个时候表现暧昧性质的转移,开始从计划走向市场。[3]这种人心里的普遍仓皇,引起了个人心里的悲伤。在仓皇和悲伤之中,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的日子”。所以这段时期的纪录片更像是观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他人的生活中折射出自己的状态。这个时期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类型的纪录片正好迎合了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
此外,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私人化的媒介环境,在这种媒介环境中,观众更容易接受那些大众化的、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传统的那种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的纪录片在电影院里收看会更加合适。
所以栏目纪录片创造者纷纷收起长线,把眼光放在自己身边的普通百姓身上,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再经媒体抛光、放大,在受众群中形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化以后在题材选择上的主要取向。
二、“烹制快餐”--由故事转向情节。
栏目纪录片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像栏目外的纪录片那样为了表现真实而把整个故事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尤其是短时长的栏目纪录片营销的就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它要求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让观众获得最多、最直接的信息,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吸引住观众眼球。“人们不是怀着研究的目的看电视的。他们是在同家人,同朋友一边聊天或一边用早餐时收看电视的”。所以电视的观赏方式是那种追求消遣娱乐的软化和放松的单纯游戏过程。那种单调的长镜头只能被观众的遥控器无情地毙掉。好莱坞的商业制作技巧开始被中国纪录片编导们不约而同地采用:矛盾的展开、线索的缠绕、不懈的追查、谜底的揭晓,解说词迅速进入、主持人频频出镜,可能是一个并不怎么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在情节的安排上一定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栏目纪录片的叙事节奏不能过于缓慢。长镜头在栏目纪录片里备受冷落,一是由于栏目时间长度的限制,长镜头虽然记录了生活的原生态过程,但往往太过拖沓,不利于故事的叙述;二是因为长镜头容易让观众产生倦怠感和视觉疲劳。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的制作要求逐渐倾向于“事件必有悬念,而且悬念必须是一个接着一个”。节奏不仅是快慢的问题,而且是与纪录片编导生计紧密相连的商业性问题。
三、“大众口味”--由深刻转向普遍。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立场首先是迎合大众,这与传统纪录片的精英文化视角有很大不同。
我们说电视栏目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一)电视;(二)栏目;(三)纪录片。
电视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它的信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相比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声画信息的直观传播。这使得电视迅速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而且电视对受众的要求不高,所以电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但同时,由于电视具有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特点,电视不适合传达深度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打开电视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看看情景喜剧、肥皂剧、戏剧、音乐电视、电影、体育报道、智力竞赛节目等,目的是要获得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悦、消遣或诸如此类情趣。[4]所以电视的娱乐本性正力图渗透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领域,电视节目的深刻性逐渐降低,转而越来越注重大多数人的收视需求。
栏目化则更注重纪录片对大众的效果以及商业影响,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所以在栏目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上,更倾向于创作一些为多数受众所喜爱的大众化的片子,叫好又叫座;在题材选择上从远古部落、异域文化逐渐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凡人物;在叙事方式上着重于“讲述一个好故事”,满足人们听故事的欲望,而不是电影镜头语言的尽情展现;在主题定位上更倾向于通过表现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来映射时代的变迁,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纪录片似乎一下子从天涯海角回到了家门口,人们逐渐从纪录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缺少了一些深度,却增添了一些亲切。
而栏目所固有的拍摄周期,也使得一些纪录片达不到该有的深度,那些获奖的优秀纪录片一般拍摄时间都比较长。有些纪录片甚至拍摄几年、十几年,这些纪录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拍摄时间。而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缺乏这样的自由驾驭时间的权利。
中央电视台的孙玉胜说:“检验栏目纪录片的好坏,应该还给大众,而不是创作者自己架设的神坛,把纪录片变成观众看的平淡无奇,而创作者却能从中进行哲学思考的玄学。”
追求大众口味,满足大众需求是栏目纪录片的必然发展趋向。
四、“委曲求全”--由个性化转向标准化。
传统纪录片充斥着个人化的风格和意义表达,传递创作者个性的思考和观察方式,是创作者个性的抒发,叙事结构一般是开放式结构,事件结局和结论不是由作者给定,而是由观众根据作品所提供的事实自行判断、推理、想象。就像任远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应当省去的是结论,留下的是思考。”可在电视产品极大丰富、过剩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感知逐渐麻木,他们逐渐放弃必要的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为此,很多娱乐节目日趋热闹、刺激、搞笑,很多新闻节目也呈现出信息量大、节奏快的特点。这种传播环境,使得大量的栏目纪录片转向了封闭性的叙事结构。因为人们在收看电视栏目纪录片时,更倾向于在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而不是还要浪费脑筋来猜、猜、猜,所以很多栏目纪录片采用封闭式结构叙述故事,将事件结局、结论直接表述出来。任何创作者的个性只能向栏目统一的标准看齐,受众并不想在片子中观看你的个性。
另外,栏目化运作容易培养一批固定受众,对于这些固定受众来讲,他们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栏目统一的风格样式,如果创作者一味地要抒发自己的个性,而破坏了整个栏目的和谐性,就很容易使受众流失。所以,在纪录片遭遇大众传媒、被商业化再造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做出让步,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成全栏目整体的标准与和谐。
综上,电视栏目纪录片首先是一个电视栏目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它采用纪录片的创作方式,主要运用客观纪录的手法完成对受众的传播,它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视栏目纪录片虽然力图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是它不是自然主义的奉行者,而是具有明确传播意图的劝服引导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为符合电视栏目传播特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由内到外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赢得受众青睐,完成传播过程,实现传播效果,收获商业价值。
【参考文献】。
[1]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电影文献[g].单万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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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
浅析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方法的论文
记录片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为人们再现了历史发展进程，因此，选题策划时，一定要做到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产生一种启迪意义，这是纪录片选题的根本原则，也是其价值所在。例如，，由媒体人柴静策划并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受到亿万国人的关注，好评如潮。该纪录片以当下泛滥的“雾霾”为主题，为人们再现了令人担忧的环境现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携手，治理环境，还原洁净的自然面貌。柴静将女儿的病情作为开题，让观众感到震惊和心疼，可以说制作这部纪录片是出于社会人的责任感，同时也是出于一位母亲的本能，记录片中除了再现当前各个省市的雾霾现状，也对雾霾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度调查，说明了这一环境问题对人们造成的严重影响。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其选题与时下问题亲密相连，关系到每一个人，其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环保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2]。
2.2追寻文化渊源。
记录片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是再现事实，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思。因此，进行选题策划时，不仅要关注当前事件，更好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文化与习俗，引导人们追寻传统文化渊源，发挥一种文化传播的作用，发挥纪录片的真正价值。近几年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片中为我们展现了各地美食，更是因为其引发了人们的思乡情缘，这是对美食背后蕴含文化的一种关注和认同。在介绍查干湖冬捕这一期节目中，节目就为人们展示了冬捕前的仪式，除了鱼的各种做法和吃法外，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人们从自然中获取食物，需要对大自然怀有一颗感恩、崇敬之心。可以说《舌尖上的中国》追溯了全国各地美食背后的文化渊源，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这是其选题策划的成功所在。
2.3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
“讲故事”是当代新闻媒体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故事往往比其他形式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纪录片选题策划过程中也要善于运用这种方式，抓住观众心里，尤其是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更应当推广使用这种方式。例如，纪录片《百年人・日照魂》中，就将丁惟汾及其家族作为主题，在选题策划初期，就将这一人物及其家族的轨迹作为线索，再现了辛亥革命元老的风雨一生。纪录片中既展现了革命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冲突，同时再现了丁氏家族血浓于水的亲情，成功将“大家”与“小家”的故事融为一体，引人入胜，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这与最初的选题策划角度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选题策划之初无论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都必须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纪录片”了[3]。
3总结。
纪录片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众最喜爱的文化节目之一。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重视选题策划这一环节，要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追寻文化渊源，尊重事实、强调故事性，发挥纪录片弘扬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浅析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方法的论文
10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央和省级国有影视机构每年要有规划、有重点地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纪录片精品，要扩大纪录片的电视播出，对播出纪录片的专业频道、栏目予以政策支持和鼓励，重点培育一批电视纪录片制作经营主体等。一时间，媒体议论纷纷，许多中国纪录片制作人情绪高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意见的出台会扩大中国纪录片的制播规模。这个意见是国家把纪录片事业上升到战略高度来对待的表现。
毫无疑问，纪录片作为在国内发展历经沉浮的片种，将如何凭借自身的力量发展壮大，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
一、建立良好的国内纪录片交易市场环境。
1.明确纪录片的商品属性，帮助纪录片所有人建立人的权的法律用语，在经过人的许可之后，文学和艺术作品才可被其他人使用。
电视纪录片要得到长足发展，也必须依托传媒市场的成熟。传媒市场和其他的商品市场是相似的，都由三大市场运行机制构成，纪录片市场要扩大、发展和不断完善，就必须对正确面对和完善这些机制。
（1）价格机制。只有根据市场的`需求，选择符合市场口味的选题，并在市场可承受的价格范围内制定预算，控制成本，才能使价格合理化，从而促进销售的实施。
（2）供求机制。电视纪录片的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进行选题和制作，市场需求某种题材，纪录片生产商即生产这类题材来获得利润。当市场需求不足时，电视纪录片制作方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刺激受众的收看需求，引导受众进行消费。
（3）竞争机制。纪录片市场应当引进竞争机制，纪录片的数量、质量、品牌的信誉度等都应该引入到竞争范围内。在对纪录片品牌的信誉度的竞争上，纪录片生产商也应该像其他的产品生产商一样，重视品牌的效力，树立节目的品牌观念对于深化细分市场、培养稳定的收视群有重要的意义。
3.善于使用多元化的经营理念来销售电视纪录片。
多元化经营是美国电视运营商常用的经营模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纪录片进行二次销售，以实现较大的投资回报率。具体来说，就是把纪录片的素材进行拆分和重构，提炼或重组出各种产品模式来进行销售。这样一来，电视纪录片的销售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素材的销售、整片的销售、收视费、相关衍生商品的开发和销售等。
二、针对国内消费者需求提升纪录片的品质。
1.选择受市场追捧的选题，必要时用市场调研的手段确定选题。
在拍摄纪录片之前，电视制作公司联合市场调研人员，研究确定选题是否符合消费群的口味，或者在网上进行民意调查，研究选题是否被大家关注。这样一来，选题是否可实施，是否可以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就很明确了。
2.提升画面的精美度。
画面的精美程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整体品质，中国观众熟知的国际知名纪录片《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都是画面出众的作品。
近年来中国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也开始逐渐意识到画面的影响力，紧随世界潮流，《故宫》《敦煌》等纪录片都是用光讲究，构图准确的作品，镜头画面和解说词的配合相得益彰，同时也能体现和升华情感，深得中国观众的喜爱。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高超的计算机技术开始在纪录片的制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通过动画模拟实现情景再现，为已经倒塌的建筑搭建三维模型等。这些辅助作用提升了纪录片的整体素质。中国的电影纪录片《圆明园》就是这样重现当年皇家园林的辉煌盛况的。
3.电视纪录片要有很强的情节性和故事性。
我国的影视产品的批量出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力强盛发展起来的，虽然目前许多的电视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要抢占国外市场，但是苦于对国际标准、规则的研究太少，很多送出去的片子往往因为达不到购买要求而被退回来。例如，国际上习惯通过从影片的声画关系上来界定什么是纪录片，那么很多被国内认为是纪录片的东西在国际上都被认为是新闻节目——以解说词为主导的，主要通过解说词来“引导”观众的片子在国际上其实并不被算在纪录片范畴内。因此，少用或者不用解说词，学会单纯的用画面讲故事很重要。用画面讲故事首先要求镜头画面能传递必要的信息。其次是能通过对画面的剪辑表现事件的过程。另外，国际上对于镜头画面的质量也有很严格的要求，认为“视觉品位”可以衡量一个导演艺术水准的高低。我们拍摄出来的画面要干净明快，构图严谨，光线考究，突出主题才可以达到国际上的标准。
与国外际知名媒体机构合作拍片可以在较短时间里提升我国纪录片的水准，达到国际制片标准。早在1979年，中国就联合日本合作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其揭开了与国外合作拍片的序幕。与国外电视制作机构合作拍片是学习先进制片理念和经验的最直接的方式，通过合作可以清楚的了解他们的制片过程，深入的合作更有助于中国的节目制作人了解行业标准，感知专业差距，同时，与国际知名媒体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也是提高中国纪录片的海外销售份额，促进电视纪录片市场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们许多成功的纪录片，都是有国际合作的背景。央视和日本日本广播协会共同合作拍摄纪录片《新丝绸之路》，中视传媒与英国bbc环球公司合作拍摄了系列纪录片《美丽中国》。为向美国观众更好的介绍中国以及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中国五洲传播中心和美国pbs公共电视网的共同策划制作电视纪录片《北京：你准备好了吗？》，这些纪录片都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北京：你准备好了吗？》这部片子由于和美国本土电视媒体合作，因此定位精准：美国pbs公共电视网深知美国观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是普遍较低的，因此这部纪录片在策划之初就被定位为“深入浅出”。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部片子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来关注奥运的进程，针对外国人奥运期间在中国如何方便的旅游和生活做了一系列的介绍。这部电视纪录片播出后深受美国观众的喜爱，同时也被其他国家例如埃塞俄比亚国家电视台播放。《北京：你准备好了吗？》由于国际合作的成功，既向美国观众介绍了中国，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又达到了良好的销售目的，是典型的双赢。
综上所述，电视纪录片要想有良好的市场化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国内市场交易环境，提升自身的节目品质，加速对外合作交流，只有在此基础上，纪录片产业才能加快发展、快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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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论文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小结。
对于云南各民族丰富的传统农耕，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客观、全面地进行科学的调查、总结和研究。云南民族农耕文化反映了各民族的人生态度、伦理道德、审美意象等，是云南各民族精神生活的写照，体现了各民族勤劳、勇敢和智慧的精神特色，发展决不能忽视文化内涵和文化力的作用，保护、传承和利用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维系生物多样性、传承民族文化、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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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性探析论文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点
电视栏目是人类利用电子技术手段获取信息，传播信息，满足生活、享受、发展的需要，诉诸人类视觉感知的精神产物。对于电视而言，为满足合适人和社会的需要，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栏目。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电视人已经从业务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得出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要吸引创造好的观众收视率，就需要电视栏目围绕不同的受众群体和需求层次进行的精确定位，创造好的品牌栏目，名牌栏目来塑造电视形象，从而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品牌栏目作为电视媒体的支柱产品，是电视从业人员一直的理想追求，品牌栏目如何办，怎样将它办好，就成为电视人攻克的难题，为广大受众服好务的课题。
1定位。
定位，中山大学教授中国营销研究中心cmc主任卢泰宏说：“要想在激烈竞争的今天，能够坚实的把收视率牢牢的占据在自己的阵地上，我们就不能不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不断的审视”定位“的重要性。”
（1）定位要准――名牌栏目的生存之需。
一个栏目要想进行准确的定位，就需要确定自己所办栏目的风格，一定要及时的把握电视市场的风向标，确实的知晓电视受众的各种需求。
市场定位，一个电视栏目开办的目标，是仅仅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还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或是要达到这两者并举呢？很显然，就要对电视台所开办的栏目进行市场定位，寻找两种效益的契机点，谋求二者合得之利。
观众定位，“电视也最显着的特点是观众的市场越来月细分，而且将目标受众定位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落。”顾客是商品的上帝。那么在电视市场里，就可以说，受众是电视栏目的上帝。开办一个电视栏目，就要有明确的受众定位，办栏目者受众群体进行细致的调查，根据他们的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兴趣爱好、观赏口味等进行市场细分化，从而确定出准确的受众群。
（2）个性要鲜明――名牌栏目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制作出富有个性而又风格独特的电视栏目，是电视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在诸多影响栏目个性特征的因素中，电视编导的个性特征，主持人的个性风格，电视栏目的文化特质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将这些个性特征很好的应用在电视栏目里，才能获得好的收视率。
编导的.个性特质，“电视栏目要具有个性化特征，首先要拥有一批具有创作激情，又勤于思考，善于思索，勇于探索的电视编导群体。”对于编导来说，在任何条件下，去激发灵感的源泉，去结构触发灵感的网络是很重要的，灵感的火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文化的不断积淀，艺术感知能力的不断加强，行为见解的不断超脱之后才爆发出来的。所以一个好的编导就要跨越思维定式和行业局限，从而谋求个性化的突破。
“节目主持人与其他媒介人物不同，他是节目的主体、灵魂，因而具有具有特有的特性。”一个电视栏目也因为主持人的个性风格而形成了栏目的个性化特征。如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李咏主持的《幸运52》，等。他们通过自身的语言、情感、形体风格，在荧屏上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从而吸引众多的电视观众。
（3）机制活――名牌栏目发展的动力。
“重视电视媒体的人力资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激励机制”。要想真正打造一档品牌栏目，就需要电视媒体注重经营模式的市场化，人员设置的合理化，激励机制上的透明化。
一个电视栏目的成功打造，“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不能丢，只有将人的因素重视起来，以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和协调机制，才能将一档栏目推向名牌。
2品牌塑造。
品牌塑造，“品牌”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是企业产品经营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名称和标识两部分，是指产品与服务的名称及其标识，用以同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分。伴随着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台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最中要的就是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栏目。
（1）内容为王，以内容至上为原则。世界最著名的品牌管理公司美国奥美传媒集团认为：一个强势品牌必须具备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度和品牌忠诚度。而从这四个方面的产生都必须依靠内容。在内容为王的今天，凤凰卫视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央视新闻频道为何能够得到世界广泛的关注，这都归结为内容上的优势。《新闻调查》有过这样的口号，即新闻内容上的“三性”，新闻性、故事性和调查性以至到它后来的“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这在它的最初选题上都有详尽的体现，也是它一直能够保持很高的收视保证。
（2）打造明星主持人，电视媒体品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持人、现场记者他们即是电视产品的制造者，又是电视产品的传播者，同时还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体现者，主持人的个性形象是电视品牌内涵的最好诠释者。
（3）老品牌的创新与开拓，“如果说品牌代表着一系列的信仰和价值，则创新可以视为对价值的合理追求。”按照马斯洛的人本需求理论，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和发展的，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人的需求和价值索取也在提高和增长。“’过去曾经合理的价值品牌承诺可能成为新的需求发展的障碍’，而价值创新就是’用新的品牌价值去满足人们对原有产品和服务的更高价值目标的追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创新是品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一个老品牌也许在以前是个响当当的好品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四老品牌：编者老化、议题老化、对象老化、形式老化，这些都会影响电视栏目的近一步发展。借助传统品牌的影响力来为现有品牌换上符合时代潮流的鲜血，扩充和延伸原有品牌的单一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都能有利于品牌的塑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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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澜。《锻造品牌栏目提升媒体价值》，《新闻记者》，2005，11。
电视纪录片配音的审美特征论文
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作者：
本文通过对藏族传统舞蹈的身韵、风格以及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研究，探讨了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从而在继承和发展创新藏族舞蹈中，把握古老民族的基本审美特征，使发展中的藏族舞蹈更具有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有“愤怒、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1][2][3][4]。
浅析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方法的论文
央视财经频道相继推出过《华尔街》《货币》《公司的力量》《金砖之国》《国企备忘录》《互联网时代》《品牌的奥秘》等财政、经济和管理题材的纪录片，这些选题紧扣国家经济发展的脉动，呈现了“专业化水准，通俗化表达”。201x年，央视财经频道推出的纪录片《五年规划》，在“大主题小故事”的叙事策略方面进行了又一次探索。
一、宏大主题下的个人角度选择。
201x年，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即将出台之际，央视财经频道推出了五集纪录片《五年规划》。这类宏大主题的创作，在“答案已知，主题闭合”的情况下，在价值观层面可以挖掘和探讨的空间很小，题材本身缺乏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张力，需要按照宣传主题去发现题材，组织素材。如何超越宏大主题纪录片的局限性，是纪录片人一直在不懈探索的问题，《五年规划》尝试对此作出回答。
1.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纪录片的叙事角度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出现了一系列大型纪录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如以个人视角去讲述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个人身上留下的时间印记。这些纪录片包括《激荡：1978-》《中国故事》《我的1977》《北京记忆》等。第一财经作为专业的财经媒体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经济改革大事件为选题在《激荡：1978-2008》中采访了60余位中国经济改革风口浪尖的“见证者”他们的讲述让观众得以从客观的角度冷静地分析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成就与失误激扬与反思并存的思想脉络贯穿全片。“把话筒交给这些见证者”而不是记者或主持人。让人民去判断让观众去思考。《中国故事》是央视经济频道当年的压轴大作这十集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中十位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包括戴洁天、郭凤莲、张希永、柳传志、龙安志、廖晓义、陈哲、康厚明、张亚勤、樊建川以个人命运见证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影响。《我的1977》和《北京记忆》通过1977年参加高考以及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北京人的讲述以贴近民众的感性力量唤起一群人的共同记忆。在他们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历程是逐渐变化的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经历者都在谱写着自己的三十年故事。
2.纪录片《五年规划》的叙事角度分析。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突破性的大事件，并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五年规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思路体现。在百年总目标的指引下，“五年规划”以系统的全局思维计划国家未来五年的经济建设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纪录片《五年规划》的宏大主题叙事并未采用传统的说教方式，也与“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系列纪录片中选择具体的人物、成果或事件进行以小见大、折射式的表达角度不同，而是探索出“宏大主题个人化状态”的表达方式。《五年规划》的“个人化状态”不是历时性的个人故事讲述，而是对相关人物当前生活和工作状态的真实记录。《五年规划》包括六集，分别讲述“五年规划”与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发展、民生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与交往和未来展望六大主题。围绕每一集的主题，该片选择相关行业和项目中的关键人物进行跟踪采访，挖掘人物在“十二五”规划最后一年中的真实故事，记录真实场景。每一集都由八九个小故事组成，形成了一幅生动的“五年规划”全景图。“五年规划”不再是抽象的几纸公文或已经完成的宏伟建筑项目，而是研发过程中一次次重复的实验、大型工程中一个个技术难题的解决，是诸多普通劳动者的辛苦付出，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五年规划》“宏大主题个人化状态”的呈现，让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规划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紧密相连，具有了人性关怀温度。它扭转了观众对宏大题材纪录片的刻板印象：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宣教，而是自下而上的共同认知。这种努力从纪录片宣传语可见一斑：“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二、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融合。
《五年规划》围绕每个主题，选择相关的行业中正在进行的项目及相关人物进行故事叙述。比如，在第二集《工业强国》中，围绕“五年规划与工业”，选择了钢铁冶炼、轴承制造、叶片制造、民用飞机制造、拖拉机制造、超级电容器制造、曲轴制造、行星架制造、机器人制造等目前工业领域的重要制造项目进行讲述。这种散点叙事结构呈现了当前高端工业的横截面，同时，转向对个人状态的记录，让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了融合。
1.通过典型人物的选择，融合个人经历与国家发展。
《五年规划》在每一个小主题下，展开融合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相结合的叙事点，这些叙事点平行呈现，彼此没有关联，跨越不同行业、领域、项目，共同拼贴成一幅全景图。
片中个人经历与国家发展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每个小叙事点中典型人物的选择。比如第一集《规划中国》的开篇，讲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化学工业基地的普通劳动者贾永涛的一天工作，表现贾永涛从早到晚吃苦耐劳的中国工人精神，还引入了第一批建设者的代表于万夫老先生，通过他撰写回忆录的事件，回顾中国工业从“一五”计划到“十二五”的巨大变化。同样的叙事策略，还出现在三线建设时期的飞机生产基地生产出山鹰教练机并交付使用的过程记录中，有飞机制造工程师倪师傅的故事，也有首批三线建设者韩吉禄老人的故事，以及岗乌隧道的测量员小赖和他1x岁就当上铁道兵的父亲的故事，等等。
其次是对企业管理人物的选择。纪录片着重讲述的几位管理者，都是在本领域长期历练，见证着行业一个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轨迹，有资历畅谈行业发展前景的人物。如洛轴吴宗彦、比亚迪王传福、一拖赵剡水等人物，都经历了本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一五”到“十二五”的过程，他们也从普通的产业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
再次，典型人物的选择呈现出在“五年规划”的发展过程中，勤劳的中国人民群像――无论是国家重大基建项目中的普通农民工还是大型企业的技术人员，无论是草原上的年轻导游还是央企的海外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尽管分工不同，他们对工作的勤勉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一样的，个人叙事与群体叙事在这里得到融合。
最后，访谈人物中还包括撰写“五年规划”和进行国家经济发展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对国家规划的宏观问题进行解释和点评。从实践到研究，《五年规划》访谈人物的设置构成一个整体的框架。
2.通过细节挖掘，融合个人故事与项目进展。
个人故事的叙述由一个个情节段落推动，八九分钟讲完一个故事是一件很考验功力的事情，通常只有在解说词的帮助下才能保证情节叙述的完整。《五年规划》对个人叙事中的细节关注，给纪录片增添了更多的人文气息和人性温度。
首先，纪录片把工作细节与生活细节融合展现，把为“五年规划”奋斗的人们还原成家庭中的角色，展现普通人的特质，他们有对父母的孝心、对爱人和儿女的责任心和爱。在两河口水电站工地运石料的当地藏民扎西顿珠，靠工地工作改善了家里的生活，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能够走出大山见到更大的世界。宁波叶片制造厂的技术工作者张铁磊，在研发航空发动机的高温涡轮叶片，解说词讲到“作为飞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制造水平，体现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为航空发动机提供动力的核心部件，仍旧是中国工业制造的短板”。张铁磊在艰难测试，调整实验参数，“儿子在一天天长大，实验离成功也越来越近了”。彰显国家综合实力的航空发动机制造的关键技术，就是由许多这样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锲而不舍地努力研究达成的。
其次，运用悬念叙事，抓拍现场细节，形成影像叙事的节奏张力。悬念是叙事中最能调动观众主动性的要素，它使情节跌宕起伏，制造情绪效果，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作为宏大主题纪录片，许多重大事件都处于“答案已知”的状态，《五年规划》在小故事的叙述中着力抓拍事件中的现场细节，以未知结果情境下主要人物的情绪变化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形成强大的感染力。比如，讲述跨越三个“五年计划”的港珠澳大桥修建中的一次海底隧道沉管安装，作为22号沉管与21号沉管对接安装总指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林鸣成为现场的主角。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工程师总是自信、稳健、侃侃而谈，带领团队以半刚性沉管结构技术实现了中国海底隧道技术的世界性创新。
然而，对接过程中，海底泥沙回淤，沉管初次对接相差10厘米，他紧锁眉头一言不发，现场空气凝滞了一般。工作人员进行海底技术清淤，22号和21号沉管对接成功，我们看到林老紧绷的脸绽放出笑容，片中节奏变得舒缓。《五年规划》对进行中的事件进行真实的记录，运用细节性的视听表达制造悬念叙事，让个人叙事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可视性，实现个人故事与项目推进的融合。
再次，注重数据细节，将个人数据与宏观数据并列呈现，实现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融合。对于财经纪录片，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工具，《五年规划》对数据的细节化处理，是其融合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重要方式。比如《规划中国》的第六个小故事，讲述中铁十六局高铁项目经理刘传格的妻子带着孩子去吉图珲高铁项目部探望丈夫。故事结束时，刘传格送走了妻子，他完成了珲春高铁项目也将转战成渝高铁线项目。解说词说，“这是他们的第8条高铁线路，第19座高铁站。从平原到高原，从北国到南疆，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高铁网络正在逐步形成。到中国的高速铁路里程将达到三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数据在这里诠释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3.通过诗意讲述，融合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
《五年规划》是以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的动人小故事支撑起六个叙事主题，这让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伴相生具有了某种诗意，而每一集的片头导语叙述和寓意化的镜头语言更将这种诗意进行了升华。
与传统宏大主题纪录片气势磅礴的解说不同，《五年规划》的解说来自于主持人平和亲近的深情演绎。每一集的片头导语叙述部分，都会有一段诗意的文字，其视听表达形式也奠定了纪录片的情感基调。比如第一集《规划中国》，“每一天，每一个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事，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会规划自己的目标，或远的，或近的，有了目标，就有了前行的方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辩证地体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解说词配以高速摄影下一个个唯美的镜头，让整个段落充满了诗意。
片中对于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辩证诗意思考还渗透在寓意化的镜头语言之中。在川西藏区最大水力发电工程两河口水电站，从贵州到工地打工的龙同海夫妇正在隧道内的住所和工友吃晚饭庆祝生日，热乎乎的煎蛋盖饭，热闹的工友，夫妻唱起了家乡的歌，镜头细腻地展示了场景细节和人物情感。此时，隧道外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工地上灯火通明，热火朝天的建设大全景构成了对中国建设者的赞美段落。从人物形象的细腻展现到宏大场景的全面展示，镜头语言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叙事抒情。
作为财经纪录片，《五年规划》传达了“五年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展现了“五年规划”目前的主要成就，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典型人物选择、细节挖掘和诗意的讲述，拉近了普通民众与“五年规划”国家建设战略的情感关联，达成了纪录片的传播目的。
浅析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方法的论文
今年我给物理系大一新生上公选课，课程的题目是“电视色彩创作技巧”简称“电视色彩学”在上课之前我想了很多，在象以前那样就课论课好象是不行了，这门课虽说是新课，但我以前给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过“色彩学”，其本意实质是差不多的，都研究色彩的基本规律和色彩创造。所以我有一定的经验，我的想法是把中国文化中的“老庄哲学”引进电视色彩学，这样既新颖，又别致。让学生听起来还不累，在不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到知识，那怎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哪?这是我下面该说的问题。
现在不流行穿越剧吗?宫锁心玉;步步惊心;韩片不也有个“来自星星的你”疯迷华人吗?这些片成全了像杨幂和金秀贤一样的明星。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课就是穿越课，把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庄子思想融汇与贯通到色彩学里，让这门课具有听觉和视觉上的真实意义，改变以前的讲课形式和方法。电视出现的时间比较短，在中国也就三十多年的事。电视色彩学是研究电视剧、电视电影、电视卡通片等等的学科，舞台美术和导演;制片人通过影视剧里不同的环境变化研究其周围的色彩变化的学科，让他符合人们的心理暗示和情景交接的一门技巧。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末期的楚国人，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看到社会道德败坏，在这个世风败坏，人心不古的年代，他辞官乘青牛西出函谷关，在官令尹喜的请求下著书《道德经》，这部巨作虽只有五千言，但却是一部包罗万象影响及其深远的著作，是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神奇的宝典，苏联汉文学家李谢维系说“老子是国际性的”，美国学者蒲绕华肯定《老子》是“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纽约时报更是把他列为世界古今“十大名人”之首。就连司马迁都说他：“著书辞称微妙难识”这样的称誉旷古未有，影响之巨，可谓翻天覆地。它包罗万象，自然和电视色彩学能联系上。
我们想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谈到的“道”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自然就是大自然赋予给人的情感和力量。我们在来看电视它所播出的节目不就是以自然界所共有的或发生的事情为前提吗，这不正符合“道法自然”这一说吗，电视上的色彩不也是自然的吗?这不也异曲同工了吗?《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始;无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再来想想电视色彩学符不符合这句话的意思，道指“道家学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认为色彩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认为天是蓝色的，树叶和小草是绿的，雪花是白色的，某个人穿的衣服是红色的。这一观点满足了日常生活人们的许多实际需要，然而忽略了颜色是随特定条件而改变的这一基本事实。有关物质颜色这一观点，和认为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的观点一样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物质和光本身没有颜色。我们常提色彩认为色彩是光的一种性质，牛顿在《光学》一书中曾正确的指出“的确恰当的表述，光线是没有颜色的”。那么光和物体都没有颜色，那么电视所表现出来的色彩肯定也是没有颜色的，然而根据人们的日常需要我们又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色彩，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体育频道;百家讲坛;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等都表现了色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这就完全和道家理念吻合了，电视色彩的真实是没有的却又让人看到了，这不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理吗?“道”是无的却又能让人感知“道”在天地万物之间确实是存在的，在没有人类的.时候便有了“道”它蕴含在宇宙之间，那名和道就是两种说法，其实是同出一门的，是同一个意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有了，万物就自然有了，这是有名的开始，“无名”就是“道”蕴含于万物之间，它是万物之母。那么万物都有“道”，那么电视色彩是万物的一种形态，自然也符合“道”了，故常无欲已观其妙;常有欲已观其妙徼。要经常在“无”中观察“道”的奥妙，经常在“有”中体悟“道”的端倪，电视色彩是无的，但在无的基础上去体味它有的奥妙，比如说老版“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空一集，那天上的颜色绚丽多彩，在加上干冰形成的白色雾气，形成了天宫富丽堂皇和神秘莫彻的气氛，这不就是从“无”中去观察到有吗?然而电视上描写天宫的色彩又是真正不存在的，这不就是从“有”中又去认识“无”吗?最后一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说“道”是深远之玄妙的，不是一般深远的“玄”，是玄之又玄的，这不正体现了舞美的工作人员，把一个没有的天上色彩变化，给人们展示出来了吗?这不就是玄之又玄的吗?其他的电视节目色彩上的变化也是同理，所以说电视色彩学是完全符合道家“玄学“思想和理念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电视色彩的创造技巧一书在思想上和理念上完全符合“老庄”的哲学理念。
电视纪录片配音的审美特征论文
桑植地处湖南湘西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是一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人民是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各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既各自独立地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这一地区保留至今的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从而孕育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其中,桑植花灯就是各民族人民最受欢迎的传统歌舞艺术。本文就桑植花灯的审美特征谈点初浅看法。
一、概述。
桑植花灯,一般指以湖南省桑植县为代表的,广泛流传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一带的一种民间歌舞艺术。它是当地人民在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为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民间舞蹈而产生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艺术。经过历代艺人对桑植花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桑植花灯已经能够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艺术体系日趋完善,艺术表现手法日趋成熟,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千百年以来,桑植花灯在当地的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流传至今。现在,在湘西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桑植花灯依然是新春节日里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重要的文化生活形式。
桑植花灯大部分剧目质朴健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反映生产劳动的剧目《茶山歌》中唱到:“远看茶山一片青,近看茶山绿茵茵……摘茶山歌岭连岭,四面八方闹腾腾。”它不仅唱出了劳动的艰辛,也唱出了丰收的喜悦。又如描写封建社会中爱情的剧目《五想奴的苦》诉说到:“一想奴的娘,不该把奴养,把我送去当童养媳,我越想越心伤。……五想奴的哥,我俩情意合,两人商量逃出去,美满婚姻多快活。”这些生动而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青年男女对封建婚姻的强烈反抗,对自由婚姻的迫切追求。再如反映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剧目《壮丁苦》:“正月是新春,爹娘把儿生,生下孩儿是苦命,长大要当兵……长到十六七,积劳也成疾,保长甲长带狗腿,闯进我家里。绳索把我捆,解到壮丁营,风餐露宿受鞭打,背井离乡泪淋淋。”在这首唱词里,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同时也反映了对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憎恨。新中国建立以后,桑植花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当地的艺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利用丰富多彩的花灯舞蹈(下转第167页)语汇,创作了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生活的花灯节目,如《四季花儿开》、《田间乐》、《庆丰收》等。
根据桑植县出土文物上记载的花灯套路,桑植花灯在唐末五代就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凤凰县水田就建立了兔平茶灯会(即花灯会)。从此,优秀的花灯艺人层出不穷,大大地加速了桑植花灯艺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桑植花灯这一民间奇葩的内涵,使它真正成为民间舞蹈的精华。下面,我将对桑植花灯的审美特征试做一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1、桑植花灯的舞蹈动作丰富多彩。
花灯的舞蹈动作丰富多彩,有“六六三百六,拌形似于猴,回生有奇葩,跳灯不用愁”之说,不论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土里长的都可以表现出来,单凭一双手,即可刻划出日、月、风、云、夜、雷、雨、雪、山、花、鱼、浪、草、木、鸟、虫、来、去、开、关、转等。通过手眼身步相边,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舞蹈形象,均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如“雪花盖顶”、“美女梳头”、“嫦娥奔月”、“燕子含泥”、“鸳鸯游池”、“兔子望月”、“鲤鱼跳龙门”、“牛赶碾”、“猴子吃奶”、“观音坐莲”等200余种动作,称为“套子”,通过多层次的组合后,使其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舞蹈小品,拆散则可以填到其他舞蹈中去。而贯穿“套子”的地位变换路线图,又称为“圈子”,对“套子”和“圈子”相互关系,概括为“套子走圈子,圈子绕套子,圈套结合通路子,圈套不合乱套子”四句话。说明了什么“圈子”只能做什么“套子”;反之,什么“套子”就得走什么“圈子”,否则会乱套子。花灯往往是在一张桌子上表演,若两人圈套不合就不会协调,甚至相撞,无法表演。圈子要圆、套子要连,成为花灯的特有规律。常用的圈子有:“一把弓”、“半边月”、“内荷花”、“扣莲花”、“箱子环”、“纱帕子”、“扭麻花”、“扯四方”、“环圆圈”、“过堂圈”、“斜纵圈”等等。花灯步伐也富于变换。有猴步、鸭步、梭步、踢步、辗步、铺步、云步、歪八步、风摆柳、探步、蹬山步等等。
2、桑植花灯的音乐优美动听。
花灯音乐总的来说旋律明快流畅,节奏跳跃活泼,结构严谨规整,有浓郁地方味的生活气息,花灯曲调非常丰富,基本上都是专调专曲,花灯音乐与花灯舞配合紧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场地的要求,花灯音乐在旋律和节奏方面也必须有相应的特点,加地方方言衬词,故在旋律中大量运用衬腔,充实丰富了曲调的表现力。又增加了生活气息,突出了地方风味。乐队伴奏,早期师“一套锣鼓一把琴”,由师徒共兼的六人小乐队,一套锣鼓里:堂鼓、土锣、勾锣、头钵、二钵等五件击乐,一把琴是指一把狮子吐弦的大筒,后来又逐渐增加了笛子、唢呐、二胡等。主题鲜明的节奏和强烈的音响效果,来配合舞台表演,渲染气氛,刻画人物情绪的变化。花灯的音乐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花灯音乐的曲调非常丰富,基本上都是专调专曲,一曲填多词的现象几乎没有;其次是强调多样,宫、商、角、徵、羽诸调式都有,虽然单一调式数量最多,但也有交替调式,如角羽交替、羽商交替以及徵商调式、宫商调式等,绝大部分属于五声音阶;再次是花灯音乐与花灯舞蹈配合紧密,由于表演形式和场地的要求,使得花灯音乐在旋律和节奏方面也必须有相应的特点,如旋律多位级进,渐进较少。尤其是五度以上的大跳就更不多见了,整个曲调显得小巧细腻、明快流畅。再如节奏方面,时值较短的音符用的很多,时值长的音符则用的很少。这适合动态不大,动率较快的舞蹈动作,以表现欢快跳跃,风趣活泼的情绪;再次是大量的运用衬腔,既丰富了曲调的表现力,又增加了生活气息,突出地方风味。最后一点是打击乐的锣鼓点子十分丰富。这是因为在表演花灯时,演唱部分舞蹈并不强,每唱完一段则由锣鼓伴奏表演花灯舞蹈,变化多端的舞蹈部分是促使锣鼓点子丰富多样的主要原因。最初花灯的主要伴奏乐器也只是打击乐,后来才逐步增加竹笛、唢呐、胡琴等吹管、丝弦乐器。
3、桑植花灯讲究“三节”、“六合”的运用。
桑植花灯具有载歌载舞,风趣活泼的艺术特点。在表演中要依据歌唱的内容,通过手眼身法步刻化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感情。要求演员在表演中讲究“三节”“六合”的运用。
所谓“三节”、“六合”,拿手臂来说:手是“稍节”,肘是“中节”,肩是“根节”。腿来讲:脚是“稍节”,膝是“中节”,胯是“根节”。就整个身体来讲:头是“稍节”,腰是“中节”,脚是“根节”。“六合”,有内三合,外三合。外三合就是稍、中、根节,内三合,即是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做到稍节起,中节随,根节追。内三合就是说:演员在表演时要做到精、气、神。“精”就是要演员在表演时,把人物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气”就是要呼吸自然,表演自如;“神”就是演员表演时注意力集中。“内三合”和“外三合”的结合,也就是内在的感情与外在的动作,以及面部表情很好的结合,才能使自己塑造的角色,达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
同时在表演中要做到:“气沉丹田,头顶虚空,全凭腰转,两肩轻松”。“气沉丹田”是要演员在表演时心平气和,呼吸自如,并要清气上升,浊气下降,紧收腹部,气存丹田,这样才能定好“桩”。“头顶虚空”是演员排除一切私心杂念,集中思想,完全进入角色。“全凭腰转”是告诉演员要善于用腰,要懂得用腰的方法。“两肩轻松”就是要演员两膀灵活自如。另外就是演员的面部表情要灵活运用,如眼睛在表演时有笑眼、媚眼、呆眼、恨眼、冷眼、定眼、留情眼、回忆眼等多种。鼻子可以做出皱鼻、哄鼻等。嘴也有歪嘴、斜嘴、啄嘴、逗嘴等。这些都是表演艺术必须遵循的规律。
综上所述,桑植花灯是丰富多彩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短小精悍,舞蹈动作风趣活泼,曲调优美流畅,乡土气息浓郁,随着社会的演变,历代艺人不断丰富和发展,使它逐步形成了较完整,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艺术形式,并能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根,世代相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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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论文
每个个体都生活于较为固定的场景中，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场景中久了，自然便会形成与场景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心理。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民族便是其所在的基本场景，因此具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民众的基本特征。场景文化依附于外在物质条件，当外在条件发生改变，个体熟悉的文化氛围转向陌生，个体原有的文化心理和现有物质条件上所承载的文化便会形成冲突。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在进入新的环境中时，其必然面临文化心理的适应问题，根据外在条件适当调整自身的文化心理，使自身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是每个个体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城镇化中的民族民众也不例外。城镇化的本质是在工业环境下把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业方式向城市化方式转变的过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民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与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较，城镇化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从居住方式到生产方式，多数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被彻底改变。
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变意味着少数民族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距离越来越远，依附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价值体系随着原有生活图景的远去而在城镇化环境中面临着无处搁置的困境。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城镇化，更需要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民众必须适应和调整好民族文化心理，由此才能在新的环境中安居乐业。民族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心理适应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熟悉并按照城镇化文化设置生活的过程。
一、城镇化对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影响。
（一）居住方式影响。
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区域多是偏僻、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地区，人口较为分散是民族民众分布的普遍现象。在乡村社会中少数民族民众虽生活条件艰苦，但在居住方面各自独立，按照宅基地各自修建自己的院落。这样的居住方式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物质外在上形成了较为自由封闭独立的私有空间，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保守的、独特的。由于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化特征，在少数民族民族城镇化的过程中，民众原有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有的独家小院居住方式向社区居住方式转变，原有的独立院落变成了和他人共同居住的楼房，原来散居的人群集中居住于社区，这样的居住方式改变使得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城镇化的居住方式使得民众原有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如土家族的火塘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居住条件改善，不需要再设置火塘，火塘消失，与火塘相关的文化表现也随之消失，火塘文化下面潜在的心理意识在城镇化中难以表达。另外城镇化相对公共化的居住方式与民族民众保守的文化心理有所冲突，因此在原有居住方式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因居住方式的调整而难以适应。
（二）风俗习惯影响。
在民族传统的生活场景中，因民族生活需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及节庆习俗，在这样的生活习惯下，民族民众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想意识文化。民俗和节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的外在使然，通过这些习俗活动，民族民众表达着自己对民族各种各样的情感。因此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实际上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或出口。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游牧民族不再游牧，狩猎民族不再狩猎，与游牧生活和狩猎文化相伴生的各种风俗习惯也随之消失，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城镇化进程中因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逐渐淡化消失。民族风俗习惯的淡化或者消失，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不仅缺失了表达的窗口，也丧失了滋养的土壤。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的现代文化环境，这样的环境必然会使民族文化心理不适应。
（三）交际环境影响。
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交际方面多有不便，民族民众因此也形成了小范围内的熟人交际和定期扩大范围的联欢等交际活动。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当地多个民族于深山峻岭之内，交通上的不便使得民族民众的日常交际往往局限于有限的几户人家，交际是人群的本能，为了有更多的交际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节庆聚会习俗，以便于民族民众的婚恋交流等。草原民族同样也有自己交际环境方面的特征，游牧生活方式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有更多的人群集中居住，于是便形成了那达慕大会等节庆大会来促进民众交流。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交际方式下形成了相应的的人际关系交流心理和秩序观念。而与少数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不同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使更多人享受公共设施，必然要把更多的人群集中在一起，城镇化的'方式颠覆了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化也使更多素不相识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而这显然和民众原有村落居住时少数的熟人社会有很大区别。城镇化下交际环境的变迁使得民族民众原有交际观念和思想与现实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冲击了民族民众固有的社会交际心理。
二、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适应与调整。
（一）坚持开放性的文化心态。
在现代技术条件支持下，多元文化共存是大势所趋，每个个体都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冲击，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少数民族民众在民族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适应民族传统的文化环境，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还以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新的环境，显然是不够的，新的交际环境，新的文化条件意味着民族民众如果坚守原有的文化心理模式，不能对其他文化有所包容，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中，对于民族民众的结果只有一个：难以在城镇化环境中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心理所对应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场景，如果在城镇化环境下依然固守民族文化心理，用固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新变化，无疑是刻舟求剑，自然难以在新环境中适应下来。文化心理源于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对于民族民众而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适应并发展，就需要秉持开放性文化心态，去认知和理解现有城镇化环境的文化，从新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现有的文化知识，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将更有利于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环境的和解，从而使民族民众避免与新的文化环境形成心理僵持。
（二）继承民族文化心理的精髓。
多数少数民族长期居住于较为偏僻和封闭的民族地区，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环境下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支配着民族民众的一举一动，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人文景观。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传统环境的同根性意味着在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与环境是和谐的。但是城镇化更多的强调众人的参与和交流，城镇化目的是为了更多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享受较为先进的公共设施，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在其物质变化的过程中，转变其固有的生产生活观念，使其形成与新的环境相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多数少数民族民众与大众生活的区别较大，因此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城镇化相比较其他普通民众而言所带来的变化更多。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场地及生产方式改变，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被淡化或以其他方式取代。因此城镇化环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冲击更大，民族民众在城镇化环境中更需要对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调适。文化无高低之分，虽然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较弱，但是民族文化维系着少数民族在艰苦的民族环境中世代沿袭。在民族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民众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内在支撑，历史岁月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的无可取代性。民族文化心理是以民族文化体系为根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文化性格等，文化心理是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文化的表现。虽然民族文化心理并不能完全代表文化，但是在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民族历史行为和表现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和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冲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存续的精神支撑。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完全否定，民众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给予合理地引导，在尊重文化心理本质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适当继承。
（三）糅合城镇文化的新元素。
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是民族文化作用于民族民众心理层面的结果，要使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的城镇化环境相契合，就需要在民族民众的心理层面上接受城镇化所带来的新文化，并使之内化，当新的文化也成为民族民众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时，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自然与城镇化在内在上达成一致。与城镇化所对应的文化是现代文化，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相较于其他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先进。
在对各种有益文化成分的吸收内化中，城镇化所代表的现代文化自然会和民族民族原有的文化心理融合在一起，城镇化所带来的的文化心理的不适应问题自然便难以发生了。
（四）采用合理的心理表现方式。
意识支配行为，而行为对于意识的表达有多种形式。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促使民族民众形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民族场景下形式各异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节庆活动中的各种表演形式都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在城镇化之前民族场景下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仪式活动都是和民族场景相吻合的，但是同样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在城镇化这个新场景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表达效果。民族文化心理关涉着民族民众的行为模式、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虽然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但是就行为模式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而言，其更多地是文化心理的展示，对于文化心理本身并没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继承，并不一定要完全继承它的表现形式。而在现实场景中，文化心理方面的冲突往往源于文化心理形式表达，以民族宗教信仰为例，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城镇化中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是民族民众心理适应的重点问题。宗教信仰是民众内心对于世界及未来的精神认知，信仰的关键在于民众在内心的理解和认可，相对应地，宗教法器及宗教仪式都是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或表达方式。个体的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大众的信仰，当个体的信仰以较为突出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时，往往容易引起非议或误解，因此对个体而言，坚持信仰是必要的，但是在信仰表达方式方面也需要考虑大众的感受，以大众能为接受的方式出现可以使个体的行为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由来已久，这种心理不会因城镇化进程而立即中断，但是对于民族民众而言，更重要地是意识到文化心理在内在层面的价值意义，而不能仅仅执着于形式的固守，新环境下新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更有利于文化意识或现象得到大众的认可。
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文化影响下民族民众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是民族维系的内在精神支撑。城镇化进程对于民族民众生活场景的改变，改变了民族文化心理原有的场景，使得民族民众产生了文化心理方面的不适应，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不是否定或忽略民族文化心理的存在，而是在正视其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使民族文化心理与新环境融合，由此少数民族民众才能从物质到精神彻底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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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视纪录片的音乐美学特征论文
民族声乐是指与说唱、京剧或是民歌等不同的音乐表现方式，它在这些音乐的根底上分离了西方国度欧美声音的唱法和理论，取其精髓而成为了一种比拟共同的音乐。线性是指不同于理学上的各种线上的特性，而是音乐家熟习控制的在歌唱过程中将每个音域之间的过渡表现得十分顺畅与自然，其声音的强弱表现得平滑有力，并且它主要指的是民族声乐的唱歌技巧。在唱歌过程中巧妙地将线性融入到其中，能够起到使音乐愈加动听，愈加吸收人的作用。美学价值是指民族声乐将其他国度的一些唱法交融在一同所表现的一种歌唱价值，那么民族声乐线性歌唱的特性是什么，是如何将民族声乐表现得如此之好？笔者分离文献及平常的积聚将其总结如下：
一、民族声乐线性歌唱的特征。
（一）音色的丰厚使得线性歌唱更具有作风化。
在音乐当中所说的线性和歌唱中的线性并不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那种客观存在的直线、折线或是垂线，而是一种比拟笼统的用于形容音乐特征的一种词句，能够用曲线来形容。由于波状曲线的特性能够用来形容民族音乐，使其音乐具有活动性和生动性以及跌宕起伏的音色。音色发挥的好与不好一局部取决于人的天赋，另一局部取决于后天的锻炼。民族声噪音色特性主要是洪亮、亮堂，以靠前为属性，能够将音乐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抒情方式或是灵敏方式等。音色还分为真声和假声两种声音，当一首歌曲歌唱的比拟慢，大都是用真声在演唱；若是歌曲比拟快或是比拟高亢，则大局部都是用本人的假声在演唱。音乐分为多品种型，每一品种型都应用了如此的音色特性，而民族声乐正是将各种音乐特征分离在一同从而发挥它的个性化。在民族声乐中若要将音色发挥得更好，不只仅要留意音色的发音，也要留意音色的运用位置，应在精确的位置内发音，更要将音色彩节好，将气息控制好构成较好的共鸣焦点。只要将这些综合到一同才干将音色的特征发挥出来，这也是民族声乐为何要将音色的特征应用到本人身上的主要缘由。
（二）运用润腔将民族声乐的曲线美愈加突出。
什么是润腔？润腔主要是指用来衬托、渲染、修饰民族声乐的一种手腕，其主要目的是补偿民族曲调的呆板，使民族声乐听起来愈加流利动听，补偿了民族音乐的不圆满的中央。中华民族声乐与国外民族声乐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润腔应用的不同，在我国润腔是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在有色的图谱上跳动，主要存在于那些主干音的四周，但是在图谱上基本见不到其音。润腔主要是用来增加民族声乐的特征的，能够使旋律愈加动听、有力度及有节拍感，更能够使音乐更充溢生气。而在国外润腔是存在于图谱中的，是能够看得见的音，并且关于润腔的运用十分严厉。
二、民族声乐的线性歌唱的美学价值。
线条是声乐最重要的组成局部，它是音乐的一种外在方式，承当着音乐的艺术审美及情感的.丰厚。将音乐的声音线条和旋律线条分离在一同，才干充沛表达民族声乐的艺术感，让人沉醉在歌声当中。而它的美学价值在于经过巧妙的技术手腕，增强音色的锻炼及调理音色的位置，产生强有力的歌声。它不只增加了民族声乐的积极性，也在线条中闪烁出民族声乐的特征，更是给歌手增加了更多的表达本人情感的时机。恰如其分的民族声乐表达也是向其别人表达本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三、总结。
民族声乐线性歌唱在民族声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线性歌唱在音色、润腔的应用上分离了国内外较为优秀的音乐特征，使其民族声乐有更多的个性发展方向，打破了传统音乐的约束，将传统音乐自在地分离。在这根底上还分离了西方欧美国度的歌唱方式，在当今的音乐发展中构成了独具特征的音乐。人的内心情感是较为丰厚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应用音乐来表达本人的思想感情，由于音乐是表达个人情感的最好的艺术方式，而民族声乐正是将这些特性汇合在一同的一种音乐，突破了其传统音乐的单调，乏味的唱法，增加了其音乐的活动相、积极向。也表现了中国音乐发展中关于自在的追求。将来民族声乐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会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情感艺术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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