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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文言文选文在语文教材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历次教材改革中，教材编写者也都会特别注重对文言文选文的选编。2016年秋季入学之初，部编本语文教材取代原来的人教版，成为全国统编教材并投入使用,教材中文言文选文有大幅度调整。本文将就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选编进行研究，以探讨其新变化，并针对选编提出相应建议。
部编本；语文教材；文言文
笔者对部编本七年级上下册语文教科书涉及的选文进行了如下统计整理。
（一）选文数量。2016年版“部编本”七年级《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分上、下两册，每册有24篇课文，共有48篇课文选入，其中文言文课文12篇（上下册各6篇），占总篇目的25%。课外文言文选文部分，旧教材中课外古诗词背诵每册有10篇，一个年级下来要求学生能够背20篇，部编本教材变为每册8篇，七年级两册书总共是16篇。
（二）选文的作者及年代。选文年代方面，唐代有17篇，宋代10篇，三国有2篇，元代有1篇，南朝2篇，清代4篇。作者身份包括诗人、军事家、政治家、幕僚等，均是所处时代的佼佼者。其中一些作家有两篇或两篇以上文章被选入语文教材，如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各有3首，刘禹锡、岑参各有2首。此外，作家部分还值得关注的是本年级段教材中文言文作者性别均为男性。
（三）选文编排。2001年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课内古代诗歌是0篇，上册是4篇，这一比较中，可看出当时上下册的古代诗歌安排是不均衡的，部编本教材上册是4首，下册是5首，不仅在上下册之间取得了平衡，也体现了一个学习的渐进性，从4首到5首，对学生的要求在螺旋式上升。
（一）选文反思及建议。通过分析，笔者发现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能够较为广泛地吸纳中国文化精髓，总体而言，在文言文作品年代的选择上做到了考虑时代特质、作品价值，但是在传统文化的体现上还略显不足，存在“厚今薄古”的嫌疑。上下两册教材中均没有选入“先秦两汉”文学，似是有“除了唐宋，别无其他”的论断，固然，唐宋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期，但其他年代的作品对于学生了解文学的演变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且其他时代的作品也不一定比唐宋作品差。此外，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文言文作品选文作者的性别都为男性，时代进步了，男女平等，同样教材也应该更新观念，选入一些优秀女作家的作品对于提升女学生的自信心以及潜意识里渗透男女平等观念是不错的选择，目前选文作家出现的性别失衡是一个亟待改善的问题。建议：警惕选文的“唐宋中心”，时空范围的扩大化。语文教材文言文选文必须能站在全局的视野去布局。七年级部编本语文教材中“先秦两汉”文学还是空白，扩大选文的时代分布范围对学生了解各个时期文学作品的特点，对中国文学发展史形成系统的认识都有重要作用。因此在以唐宋为主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增加比之唐宋稍早朝代的作品，特别是作为东方文学之滥觞的高峰时段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作品。反对作品“男性化”，作家性别均衡化。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文言文的选文作者均为男性，这与封建时代女性地位低下不无关系，但是在古代文学史中仍有少量优秀的女诗人卓卓闪耀，如李清照、蔡文姬、鱼玄机、薛涛等，虽女作家数量比不得男作家，但女作家的作品从某些方面而言不比男作家差，因此可以选取适量女作家作品补充进来。（二）编排反思及建议。部编本七年级语文教材根据单元主题的需要，将文言文作品分散地穿插编排在其他作品中（除诗歌单元外）。通过文言文作品编排顺序、课程安排和练习编排的分析来看，穿插编排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穿插编排，会造成一种误读，即文言文作品的编排只是为单元主题服务，而忽略了文言文作品的特殊性。文言文作品的编排缺乏系统性，学生对文言文作品的认识就是零散的、片面的，学生也难以真正体会到文言文作品的更深意蕴。建议：按照中国文学史的发展顺序进行编排。这种编排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系统认识，更有助于学生全面建构关于古代文学以及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框架。同时也可选定特定主题进行编排，或者按照特定的时间、内容主旨、文化意趣、文体、题材、流派和文学思潮进行编排。
[1]温儒敏.“部编本”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特色与使用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七上、七下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3]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七上、七下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儿童文学的主要读者是儿童,这一事实决定了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一般的文学翻译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快来看看关于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吧!
语文是一门源于生活的学习科目，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处于打基础阶段，所以小学的语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小学语文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据研究表明，学生成绩的好坏多半与阅读有关系，阅读可以开启人的智力，开阔人的视野，提高人的求知欲。由此看来，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相一致，儿童文学是专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儿童文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思想启蒙的阶段健康的成长发展，这与改革目的相符合，也是小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运用儿童文学开启智力，锻炼能力。
当学生还处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年纪尚小，还处于形象思维的时期，开始大量接触抽象的字词，在与学生的对话交流中，任课教师可以尽可能的引入思考性问题。例如，在学习《王子与美人鱼》的过程中，笔者在设置悬念中：“今天我们学习一下这个美丽善良可爱的美人鱼的故事”可以换一个说法：“让我们一起学习美人鱼这个故事吧!美人鱼又是怎么样的呢”?以此来激活小学生的联想，从而锻炼其思维能力。另外，也可以引导小学生在睡前读一些有关儿童文学的故事，让孩子能够大方的在老师、同学的面前讲故事，说出自己的理解，这对学生是一种锻炼，是能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的运用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三到五年级是学生语文的转折时期，阅读、作文等重量级的内容成为了学生必须掌握的题型，因此，从3年级开始，老师在教学中可以开始让孩子阅读一些较长的文集小说，是否完全理解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在较长的文字中抓住中心和有用信息。因此，在阅读之前最好给学生提出一两个能够连贯上下文关系的问题，让学生找出文章中使用的修辞手法。针对考试作文题型，如果不是文采非凡的学生，还必须掌握一套写作技巧，所以，老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时做好阅读笔记，把自己认为好的句子，好的修辞手法的运用等等都可以记下来，能够熟练巧妙的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在此框架上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因此，综合儿童文学，让学生了解写作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三、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自身的素养。
阅读儿童文学对学生语文素养有非常大的作用，可以提高识字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等。在小学阶段，学生各方面的观念都处于萌芽状态，而阅读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他对学生自身品德素养都非常的有帮助，并且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老师可以根据通过一些文学故事，让学生自主阅读，然后让他们自己思考主人公的品质，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可以让学生学习主人公的品质，从而在萌芽的心中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儿童文学对学生的自身素养的提高有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运用儿童文学为将来的学习奠定基础。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的运用儿童文学能够对小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由于儿童文学的引入能够促进任课教师对儿童情趣的挖掘，以便于任课教师在日后课文内容中渗透情趣，从而从语言、神态、活动、处事方式以及行为动作等角度引导儿童。例如，在进行《妈妈的爱》教学过程中，笔者从“妈妈的爱是遮雨的雨伞”等语句，抒发儿童纯真美好情感，帮助小学生能够对文章主旨进行深入感悟，这对其日后在语文学习中找寻学习情趣也是由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再例如，在《乌鸦喝水》等教学中，任课教师均要基于儿童发展的视角，以学生年龄段特有的思维进行思考，并深入体会儿童心理，挖掘学生的潜能，从而促进其语文素养的提升。因此，在小学的黄金时期，老师引导学生投入时间，多多地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课堂教学进行合理的安排，能够使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的丰富。作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任课教师，要给予儿童文学的应用高度重视，从根本上意识到儿童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并科学的传播和发展文学，使儿童文学理念得到有效的创新，继而形成完善的现代化儿童文化教学理念。另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任课教师要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隐身含义进行充分把握，同时，还要灵活运用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继而显著提升小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为小学生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老师转变观念，不能只按照课本讲课，要引导学生多阅读，把儿童文学融入到日常的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转变教学方式，让学生发散思维，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一）对语文教材进行创新在编写语文教材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好的语文选修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例如《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等，语文课程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一门学科，其是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然后在编写教材时，给学生及教师更多的选择空间，让学生选择喜欢及需要的教材。
（二）教材种类多样化新课程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定，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散文、新闻与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等，有很多出版社依照新课改的制定进行一系列的教材改编。由编写种类的多样化可以看出，出版社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重视，不论是长远的发展还是整体性发展，多样化教材都是现代教育非常需要的。
（三）教材编制的灵活性在编写语文选修教材时，除了借鉴经典教材之外，还要对传统教材进行改革，在编写专题设置的时候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与语言实践内容等因素。另外，还要遵循汉语特点改变编写模式，重视编写的灵活性。编写包括：合编、分编、统编及专编，在编写内部单元的过程中要把各自特点都展现出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及综合应用能力。
（四）体现教材内容的时代性语文选修教材的改革要求教材中要具有时代性，要在进行编写的过程中把时代性很好地展现出来，把选修教材与时代性进行整合。例如广东出版社在《论语选读》的过程中，便设计一些教材与时代性内容进行结合：孔子所说的“信”包括哪些内容？结合现实谈谈你对“信”的理解。或者，怎样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很好地把孔子时代与现代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
（五）体现教材“生本”性在编写选修教材的过程中，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及自主性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及实际应用能力。在编写语言文字和新闻传记教材时，从实际课堂为主，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活学活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
（一）缺少优质教材目前有超多七十种的语文选修教材，对于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不同的出版社之间的体制要求不同，但是教材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选修教材都是重复使用，多套用，并没有真正体现教材多样化，造成教材资源浪费，很多优秀的教材资源难以实现共享。
（二）编写中缺乏一线教师现在看选修教材都是由一些研究机构的教授及专家之类的进行编写，很少看到有一线的教师参与其中，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语文教材编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面对的是新课改的挑战，专家对于现实教学的问题不如中学教师那么了解。翻开现在的选修教材都是学术论文或者研究成果，例如《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等这些专业性的文章，就容易形成学生的学业压力，因为新的研究成果，教师要有一个理解消化的过程，何况是学业过重的高中生。
（三）重视“考本”而轻视“生本”在进行教材选择时，都是学校或者教研机构自主帮助学生进行选择，学生没有选择的机会，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完全是学校给什么样的教材就学习什么样内容，完全丧失主动权，连选择选修课教材的权力都没有，如何满足学生对于学生的需求，所以在所谓的选修课中教师都是打着选修课的幌子上必修课的内容，完全没有发挥生本应有的作用。
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之间存在一定的问题，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确保新课改的有效实施。选修课程内容包含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编写与使用，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新鲜的事物，都在进行不断的研究与分析，所以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材编写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新的经验，提高编写的质量，进一步完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以上是我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和总结，希望对选修教材的编写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语文教材精选了部分课本剧，这些课本剧以新颖的文体样式，为学生展现了历史故事。学生学习这样的文本，可以通过阅读提示语，认识格式；通过梳理故事，探究情节；通过品词析句，感悟语言；通过表演，活化课文。
语文教学；课本剧；提示语；情节；语言；表演。
课本剧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一般的文本不同，它以人物对话为主要内容，当时的环境，人物的关系、活动，都以提示的方式进行展现。人物的语言、举动、神态的描写，经由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来揭示。阅读课本剧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帮助学生积累文体知识，丰富文体视野。如在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一文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识什么是“独幕剧”，并知道课文的体裁是剧本，只有一幕，是简单的独幕剧。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和以前学过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学生经过阅读会发现课本剧的特别之处，比如开头列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主体部分是人物的对话，另外还有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内容。对于中括号和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都是什么内容？学生通过再读就会知道，中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活动以及剧情的发展，小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动作、神态等。接着，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括号中的提示语可不可以不写？学生通过认真思考认识到提示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提示语，仅仅是人物的对话，就不知道剧情是如何发展的，人物在对话时是怎样的心理和情感。这样的教学，从文体的外在形式入手，让学生明白了课本剧的表达特点，为进一步阅读做好了铺垫，同时，也让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深深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为后续的课本剧学习奠定了基础。
故事是以情节见长的，特别是课本剧是适合表演的，其情节也是曲折多变的。独幕剧虽然剧情简单，但也具有一定的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探究故事情节。如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时，在学生了解文体样式特点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阅读课文，从人物对话中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故事的情节进行梳理。学生经过探究，梳理的故事情节是：喜欢吃鱼———管家送鱼———拒收礼物。这就是剧本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冲突，才让课本剧充满了吸引力，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这是比较简单的课本剧，学生容易理清故事的情节，对于比较复杂的课本剧比如《负荆请罪》《半截蜡烛》等，教师更应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情节，让学生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剧本的表达艺术。这会对学生的写作有所启发，让学生懂得要写好一个故事，必须注重对故事情节的设置，要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课本剧除了具有特殊的文体教学价值外，还具有一般文体的语文价值。因此，品词析句，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的内蕴应是教学的着力点。课本剧作为以人物对话为主的语言表达形式，品味人物的语言、理解语言意味以及言外之意，是教学的重点所在。例如，《公仪休拒收礼物》以公仪休的语言为核心，理解上的难点不多，集中在“现在我一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这句话，以及他谈吃鱼的那段话。既然公仪休那么喜欢吃鱼，为什么又说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呢？为什么因为喜欢吃鱼，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呢？学生在对这些语言进行反复的品味中，公仪休的言外之意，语言智慧，清正廉洁的形象等，都在语言的涵咏中得到了挖掘。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公仪休谈吃鱼那段话的理解，教师可在学生读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管家的视角进行迁移：假如管家听到了公仪休说的这段话，回去会怎样跟自己的主人说呢？这样，学生可以对这段话进行转述式的内化表达，从而加深对人物语言的理解。
喜好表演和游戏是学生的天性，课本剧的学习也恰恰吻合了学生的这一天性。学习完课本剧，如果不去演一演，就是一种缺憾。所以，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表演，让学生在兴味盎然的表演中，穿越千年的时空，再现故事的情境，走进人物的内心，去享受语文学习的快乐。如学完《公仪休拒收礼物》后，教师可安排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表演。小组同学要对如何表演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认识。表演前，要对故事内容熟练掌握，把人物说了什么，有怎样的表情、心理，都要弄清楚。表演时，学生要进入故事情境，可以以课文的内容为主，也可以适当地进行创编，但要合情合理，不能太过随意。
总之，课本剧教学还有其他的路径可循，只要教师立足课本剧的文体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就一定能挖掘出课本剧教学的最大功用，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奠定基础，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1]朱雅婷.课本剧,语文课堂的一朵奇葩——浅谈小学语文课本剧的编演[j].江西教育,2016(10).
[2]杨凝芳.浅谈语文课堂中的课本剧表演[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16).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随着中等职业教育形势的发展，中职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选文更加贴近中职学生现实的生活，未来的岗位需求，彰显职业特点。中职语文教材选文打破了语文教材封闭化和凝固化的模式，选取了很多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优秀作品。
生活化的语文教学尽量寻找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的最佳结合点，充分挖掘其与学生日常生活的联系，使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体验间建立联系，使教学内容能较快地纳入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达到真正的理解，最终能将所学运用于生活。然而学生学习的载体是语文教材，所以语文教材必须面向生活化进行教材改革。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些看法。
中职学校培养的是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领略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的观念的一代新人。所以中职语文教材需要编入一定数量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反映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篇章，这些文章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是实现他们的生命活动、心灵活动的载体。如《摇滚情缘》、《十八岁和其他》、《互联网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从卖灯泡做起》；还有很多选文是反映职场经历的文章，是记叙文，因其真实可感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源自职业的温情》、《选对池塘钓大鱼》、《爱上你的工作》、《带上三句话上路》、《成功离你有多远》、《万能的求职方法》等；还有展示职业生活的丰富与深度、展示职业精神的文章。这种文章一般叙议结合，启人深思。如《新时代的工人许振超》、《爱上你的工作》、《邮差弗雷德》等。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作品，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能与学生产生共鸣，从而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语文。
在中职阶段学生要了解、认识相关行业的信息，对将来毕业走向社会、走向不同的专业、行业领域和就业岗位大有裨益。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服务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语文教材的选文适当的反映专业领域、行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从而使语文教学与各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互相衔接，使语文能力培养与专业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紧贴学生的专业生活、行业动态，使之成为学生认识专业领域和行业信息的文本。
如2009年人教版中职语文国规新教材，其中有许多选文涉及到各种行业领域，教材有专门一章是行业扫描，放眼世上“三百六十行”，审视行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品味行业的姿态、品格和精神，从而进一步确定最适合学生的职业和岗位。《百年时尚话汽车》涉及交通运输行业，回顾汽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品读了汽车文化；《移动的倾诉》讲述信息时代手机的发展变迁，引发了人们对于手机折射出的多棱生活和深刻思考；《internet改变世界》反映了互联网领域的巨大变革，对互联网出现后人们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探索；《中国建筑的特征》通过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九大特征，建筑学的文法理论和世界各民族建筑的可译性问题等。这些反映行业历史或动态的选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某个行业的概况，能激发不同专业的中职学生对于本行业领域的兴趣和语文学习的兴趣，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职场是成功者攀登高峰的平台，是有志者展现自我的舞台。学生多年的所学都是为了最后走上职场，回报社会。站在职场起点，学生要从各方面为职场生涯做好准备。所以，语文教材内容应接近职场生活和社会实际。教材选择一些能够深刻反映职场生活和社会内涵的文章。
中职学生通过语文学习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形成某种感性或理性的认识，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人教版《走向社会》是一篇教子箴言，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深刻地人生感悟浓缩到这一篇短文之中，以肺腑之言告诉女儿，如何用坚强、智慧、爱与欢笑去面对即将步入的多彩“社会”。《源自职业的温情》一文作者紧紧抓住“职场的温情”，从熟悉至极的工作环境说起，抒写了置身其中的悲欢哀乐，以及职场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从物质层面上说，职场是生活的保障；从精神层面说，职场既有付出也有收获，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找到合适的位置。《同事》一文列举了同事间的几种类型，分析各色同事的不同表现，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即将走向职场的中职生来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理应承担阐释人性之美的价值取向，积极引导中职学生通过理解课文主人公人性美好的品质，进入对人类心理乃至人性的洞察，帮助中职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具有重大意义。
中职语文教材中有不少阐释人性美的经典文章，如中职语文教材中选用一些阐释人性美的文章，如谈歌的《绝品》，这篇文章中的刘三爷、常先生和王商人的为人，堪称是人中绝品，三个人身上体现出人性美的光辉，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文化的流传，更是一种精神的流传；欧亨利在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当中塑造了贝尔曼这位舍己救人的老画家形象。最后一片藤叶是老贝尔曼用生命换来的，也正是这片由老贝尔曼生命凝结的叶子激起了琼珊对生的渴望。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丝温情，这里闪烁着人性最美的光辉。学生通过分析寻找人物身上闪耀的人格魅力，起到美化学生心灵的作用。
中职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满足生产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那么企业理念、企业文化及相应的价值观在学生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就应该与之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从而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就业独立思考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企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使其能更好的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这就需要将企业优秀文化合理的融人到语文教材中。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具有自身特性的价值体系、信念、行为准则等等。
所有的企业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元素：责任、敬业、奉献、沟通、诚信、服从……，这些元素在中职语文教材中找到相应的事件素材和相匹配的人物。如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就体现了一种高尚的职业精神境界；美国作家马克·桑布恩《邮差弗雷德》，学生通过学习，领悟到了一个相貌普通的邮递员，真诚地为顾客提供人性化的超值服务，实现了由平凡到杰出的跨越，这体现了一种敬业奉献的精神；中国石化的《员工守则》等被选入劳动版教材，学生通过对员工守则的学习，端正工作态度，懂得只有认真工作、热爱工作，才会有好的工作业绩，就会得到企业的赏识。
总之，中职语文教材改革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语文课要为专业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服务，语文教材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及时更新和开发学生生活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编写生活化的中职语文教材，实现多元化格局的语文教材内容，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教学需要。
[1]杜红.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刍议[j].中国职业技术学校，2003，（22）.
[3]成海涛.论职业技术教育的语文课程及教材建设[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8）.
高中语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论文
简单的说，高等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全面了展。要全面发展，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在校期间不仅是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熟练职业技能、具有一定完善的道德品质，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当然以后的发展更需要学习能力，所以形成终身受用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终身学习能力中自主学习能力尤为重要。这样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特点，也符合社会人才发展的需求。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校学生自主学习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所教的2011级四个工程造价专业班级的189名学生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的数据统计表明，61%的学生只是在课后被动完成老师的作业(主要是参考课本与其它同学的作业)，22%是参考课本与请教它人完成作业;只有17%的学生图书馆、网络或其它渠道完成作业。这些数据说明学生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不足，普遍还在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和练习来提高自己解决问题能力。根据调查分析，学生自主学习存在下列的问题:。
2．1学习目标不明确。
有的学生认为有的课程学习对自己没有用处，功利性太强。可以说对于课程没有学习目标，也没有学习兴趣。有的学生学习目标过高，这种预期过高或学生通过学习未能产生某种变化，就会使其丧失继续学习的积极性。总的来说，有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目标不明确，因此学习兴趣不高。
2．2自主学习意识薄弱。
在新的听说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下，尽管教师布置了一定的学习任务，如建筑能耗调查，并附有调查指导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但75%左右的学生只是被动地完成任务，没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分组时不积极，也不能够合理地安排学习时间，依赖性很大。2．3生活安逸，造成不思进取，自我控制能力差一部分学生有决心通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自己的能力，课堂上有老师的监督，他们能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教学。但下课后，看到手机、电脑时自我控制能力就变差。
2．4．评价模式不完善。
目前建筑节能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较单一，基本上还是以结业考试为主，考试成绩为学生结业的唯一标准，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及个性差异。尽管有些教师把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内容作为成绩评定的参考，但其形式客观地反映学生自主学习的全面情况，也不能形成真正的过程性评价。没有一套完善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学生无法了解到自己是否进步及进步的程度，于是便没有继续学下去的热情和动力。
用启发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处于中心，地位，也处于主动地位;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只是起指导和促进作用。因而在自主学习策略的设计中我们应当采用的是孔子的启发式。
3．1教学观念的问题。
作为教师，应该对应于课程选择适应的教学方法，有的课程就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变“教学”为“导学”。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观，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建立起学生的自信心，最终实现由“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的转变。
3．2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首先引导学生下定决心，并且为自己设目标与规定期限。制定的目标要具体明确，不要说一些空洞话、大话。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吸引和扰乱人的心思的事情，这就需要学会自我控制，必须先完成目前的任务，要有现在就开始做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再去从事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实践证明，每一次成功都将会使意志力进一步增强。
3．3建立公平评价能力。
评价有教师评价与学生的自称评价。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特点选择相应的评价方法。自主学习的评价模式应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要将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力、心理素质、学习方法及态度等综合素质纳入评价体系，形成教师评价模式。建筑节能课程采用的教师评价最终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将二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综合量化。例如，可以按照形成性评价占40%(具体细分为学习者自评占10%，学习者相互评价占10%，教师评价占20%―――其中电子档案袋占10%，网络自主学习记录10%)终结性评价占60%的比例。这样，可以将自主学习评价的各部分细化、量化，比较客观、科学的反映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情况。
4、结束语。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倡导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具有深刻的意义。它顺应时代的要求，是高校教学的发展方向。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受教育者，教学过程应该是学生主动探究发现的过程。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运用多种策略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发展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够适合个性地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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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相传，初唐杰出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过一首《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家鹅戏水很平常，而七岁的骆宾王却能用简练、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禁不住，我们会对小诗人充满情趣的审美感受发出由衷的赞叹。赞叹之余，我们自然会感到，唤起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培养孩子们的能力很重要。再说，“培养孩子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审美的情趣，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新的'教育理念，也是新时代的育人要求。同时我们也会认识到：美育是培养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教育。
首先要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对美好事物感到惊奇和有趣，这是儿童共有的心理特点。蔚蓝的天空，闪烁的群星，广阔的原野，潺缓的流水，虽然没有生命却是美好的，这些事物对儿童来说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儿童不仅会用惊奇的眼光来看它们，而且会有趣地和它们对话，关心它们的现在和未来。这种对自然美的观察、感受和表达能力，无疑是与他们平日所受的熏陶分不开的。因为动植物是有生命的，在儿童的眼中，它们和人一样重要。
他们关心动植物的生长和各种变化，并为此喜怒哀乐，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足可以使他们忘掉整个世界，一条蚯蚓也可以使他们感到是最可爱的朋友。这说明，要使儿童真正学会欣赏自然、提高审美能力，在身临其境获得丰富感性认识的同时，还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知识传授，使他们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其次是要认识到，审美教育是从美的事物中寻找美。席勒说过：“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这就是审美教育的任务。”儿童对艺术美的感受是从婴儿期开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艺术美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感受也更深了。如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作者围绕小兴安岭森林一年四季景色变化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来描写了祖国大自然的雄伟壮丽、山河的多姿多彩，作者抓住两个特点“美丽的大花园”、“巨大的宝库”进行了描写。
再就是要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大自然中不断探索。如课文《草原》中，新鲜的空气，明朗的天空，翠色映目，使人惊叹，使人舒畅；如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描写了物产丰富的南疆风光；如课文《火烧云》，描写了瑰丽梦幻的自然气象……儿童总是感到自然界有许多奥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河水为什么会奔流不息？是谁把早晨的天空染红了？诸如此类既是无穷遐想，又那么富有诗意。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已经不是某位学者的新发现或者杜撰，而是众所周知并且得到认同的一般知识。这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就可以达到论证。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最初是陈世骧先生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上提出的，但是随着近年来文学史学的发展，学术界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慢慢地从研究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抒情传统到对此做出研究，而且进行概括，探讨抒情传统的规律等。
我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抒情传统，却并不是唯一的，应该还存在着批评性的抒情传统，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益。所以目前要做的不是将中国存在着文学抒情传统这一理论推翻，而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并且研究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用中国文学批评性传统去补充和充实单一的抒情传统说，从而使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发展趋于完整。
一、谈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从我国文学史上学者的许多观点来看，中国文学中存在着抒情传统，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作评论、风格论、批评论以及其他的方面，但是关键是文学以情志为核心和以抒情言志为创作宗旨观点的抒情传统。
翻开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参考资料，就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文学抒情的文言，比如，“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等。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起源和性质的经典性与核心性言论，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情感思路、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决定了文学价值判断的准则、文学发展的意义等等。随着后来历代的发展，文学家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轴心进行了阐述或者批评。其实文学创作的本质是写心，即要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为主导，而外物或者事象只是使人产生感性和借以表达感性的前因和工具，表达内心情感依然是处于主导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中学者也并不是一味地不知道叙述，既客观地将身边的事物或者身外的景象进行描述，主要是由于上述的主导理论的影响，只能将叙事放在为抒情服务的地位，认为在文学表达中只有抒发主观的情感，才是抒情的本分工作，也是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对于其他的描述手段，即使描述得再妙笔生花，也不能够体现文学抒情的主导理论。
二、“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谱系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
从历史性的研究角度分析中国抒情传统的叙述谱系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文学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向西方的“纯文学”观念靠拢，并且想要以此试图从整个层面上规定中国文学主潮，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情感中心论逐渐显现出抒情传统的端倪；还有的学者以跨文类视野初步梳理表现出中国文学抒情体系的尝试，更有学者将这种抒情传统从美学的角度阐述其中的文学艺术精神，从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了“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理论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并以此视为“抒情传统”的理论渊源。
第二阶段应该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提出，发生在20世纪的60到70年代。以陈世骧为代表的文学家以文类为基点，正式提出了“中国抒情传统”的议题。
第三阶段，则发生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北美古典文学研究界，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为代表的抒情美学为例。其言论的特别之处是从审美活动的主客观关系为基础，分别从抒情主体和客观对象两方面构造了中国抒情传统之美学体系，在其中融入的结构主义诗学理论等西方形式文论的成果，更加体现了时代和地域的特色。
第四阶段，则是在海外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台湾得到了接受和拓展，而且此议题在高友工返回台湾后就薪火不断，其中以蔡英俊的情境交融为代表。这种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显着地影响了台湾的文化观念和文艺创作，说明了抒情传统的理论参与到文化实践的种种迹象。
但是发展现状是国内的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这一发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论文方面比较有限。以陈亚林为代表的《从形式角度切入挖掘中国抒情美学》是在国内能够找到的第一篇专门针对抒情传统进行阐述的专题研究，虽然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海外华人的美学理论中的“形式”方法论，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归到国内的形式美学得到认可的方法论上面，没有注意到海外学者的理论与下方文学批评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香港的学者陈慧英曾经发表过一篇《抒情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文章，通过抒情传统理论对中国的现代抒情散文和诗歌进行了阐发，试图将抒情传统的历史脉络引入到中国新闻学传统中，此后也有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开拓。综上所述，这些研究仍然只是触及到了抒情传统的个别理论，并未形成传统的介绍和总结，而且只是停留在对理论的解析和研究上，无法将抒情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等放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和反思。
1、“诗言志”。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诗是最能代表文学的样式。在对“文学”这一概念下定义时，究竟是以东方的抒情诗的角度为出发点，还是以西方的戏剧为出发点，这无疑表现了各种文学批评体系的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体系就是以抒情诗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对“文学”下定义，可以就“诗是什么”进行参考。
对于“诗是什么”的下定义方法，在中国传统的就某一事物或者某一现象进行下定义时，大多不言其本体，而是说明其作用。比如在《尚书》中对诗的解释就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并没有从诗是什么的角度进行下定义，而是从诗有何用的角度来回答诗是用来表达志意的。再有一种解释就是来自于训诂学上的解释，从字源学的角度来分析某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古代中国中先是在训诂学上找出某一个字的原型和原音，从音和形上求得其意义，从而得出原字与孳乳字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两种途径考查得出，“诗”与“志”都是联系到一起的。可以进行这样的解释，只要稍作感受，就能将某种感受停留在人的心中，而这样表达的就是“志”，也就是心中的“诗”。换言之，把心中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言志”。因此，对诗的定义就是从诗的功能与作用来考查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诗就是由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表现外在的语言文字的高度融合。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诗大序》为代表，就是“诗”与“志”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其中也表现出了诗歌的迹象，诗与音乐、舞蹈也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促进了早期诗歌的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上批评抒情性传统的基础。从研究中表明，情是诗的本质，情又是诗发生的动因以及诗的内容的基本构成。
第一部古典的诗歌评论专着是钟嵘的《诗品》，作者进一步强调了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其中指出，诗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一篇作品中必须存在着生命之气，才能算作一篇好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的抒情本质来自于人的生命的本质，与人的生命本质密切相连。
2、“有情天地间，多感是诗人”。
给文学家下定义，在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中可以追问成什么是诗人。在古代汉人的看法中，诗人首先是敏感和多愁善感的，能够体会到常人所不能感受到的情感是作为诗人最基本的素质。当有所感时并不一定就会立刻写成诗，而是经过一定的沉淀，经过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冲击之后达到“积”；积慢慢地达到满，到那时一旦写出内心的情感就会如决堤的江河之水源源不断。用几句诗来表达，就是“胸中本有诗，偶然感触，遂一涌而出”。
而诗人又分大诗人和小诗人，这种区别就在于诗人的感知高度的不同。大诗人的作品中给人一种视野开阔、境界高远和流露出一种伟大的孤独之感，读者能够随着诗的境界进入一种高远开阔的世界中去。
3、“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文学以“情”为产生的基础，文学家又以“多情”为代表素质，那么文学中的情就可以用“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要求下，文学作品中缺少不了两个字，即真与正。而要达到这两种境界，要做到两点：首先，诗人的内心要是内敛的，纯净和纯化，诗人表达出的“志”才是“赤子之心”。其次，做到了“真”，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做到“正”。成功的'诗人往往有着真正的性情，其精神力是贯穿于国家的，以天下、国家的悲情渗透进自身的悲欢，带着这种悲欢之情用诗的本体将其表达出来。好像是诗人感动了读者，实则是诗人将这种内心无法排除的悲欢渗透进了读者的精神中。伟大的诗人将自身的个性完全泯灭掉，所以说伟大的诗人的个性便是具有社会性。这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根本思想之一。
4、“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十分重视“情”这一因素。在最初的文学概念中对文学批评表达成“说诗”。“情”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目的也是“情”。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伟大作品，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流露出了作者读书时的姿态。当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之后，当我们读到文章时依然能够读懂字里行间作者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和悲伤的眼泪，站在读者的位置上不知不觉之间依然会为作者叹息和流泪。这就是抒情批评的魅力。
根据王济说的“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前者说的是文学的创作，后者说的则是文学的阅读、欣赏以及批评，“情”沟通了创作和批评之间的桥梁。
四、总结。
我们从理论批评到实际批评再到批评文体三方面展开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研究，得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其余传统的抒情相互补充、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发展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的涌入，传统文学发展发生了转变，文学研究走上了另外的途径。研究小说更加注重小说的情节和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而研究戏剧也更加注重人物冲突和对白等；研究抒情诗也会更加地注重主题和题材以及句式和韵律等。中国文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新的崇尚思辨和强调分析的道路。现代人与古人的联想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传统的批评又要做一定的现代转型。抒情性的批评传统研究绝不仅仅是煽情或者滥情，其传达出来的是对整个作品的整体把握，来自于作者在作品的实际体验中所获得的完整的印象和感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抒情性批评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是相信文学会通过感动人、激发人的共鸣和同情，逐渐地恢复活力。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
一方面，郭绍虞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论具有阻碍文学批评正常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这种“逆流的进行”也是历史进化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说这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的话，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说，这种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有反复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无论怎样反复迂回，其所以为进化者却又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是为进化论，势必会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批评历史就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郭绍虞在《总论》第一章里写道：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式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符合进化论的观念的。在郭绍虞看来，“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变”的意思。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进化论的观念来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了。换言之，他实际是在批评史实与进化论判断之间展开自己的理论身世与价值阐释的。
建国以后，郭绍虞曾先后两次对原著进行修订。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扇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匀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
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斟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不管是初版，还是修订，郭绍虞都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无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其特点是明显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例如，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郭绍虞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则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其研究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研究，无形中缩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尽管存在不足，但初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研究论文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作者：傅书华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刊名：社会科学论坛a英文刊名：tribuneofsocialsciences年，卷(期)：“”(15)分类号：c0关键词：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儿童文学研究论文【】
儿童文学既然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群，便必然要怀着一颗热爱儿童的心，钻进儿童的群中去，在思想情感上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他们的愿望，熟悉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环境，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思想的故事来。这样的作品，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因此，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极其贴近，儿童在阅读时，能够与自身生活经验发生碰撞，引起情感共鸣。
冰心在其作品集《儿童文学选》中，收录了大量同学校生活有关的文章。如《小茶碗变成大脸盆》描述没有恒心、见异思迁和懒惰淘气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改正缺点；在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看电视》一课，写的是一家人看电视时互相谦让的关爱之情。这是一篇充满“情”和“趣”的儿童诗，表现了我们一家人对不同电视节目的态度，通过充满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诗句，把谦让关爱之情传达，这些与学生生活极其贴近的场景，自然可以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加上语言的节奏明快、平易近人，使他们更加了解学校生活，更加融入集体生活。
2、儿童文学对学生高尚情操的培养。
儿童文学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新鲜有趣的故事，更多的是将道理融于故事，使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涉及道德品质时，如果直接采用直接讲道理的方式，读者接受的真实程度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讲故事的方式，间接投射出道德要求，更易使读者――尤其是孩童――接受。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为例，笔者在阅读后发现，收录的诸多作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对于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小学生来讲，无法行万里路时，文学作品成为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桥梁。冰心的诸多儿童作品，都以向小读者们介绍丰富多彩的世界为目标。其作品集《冰心儿童散文选》，收录了《走进人民大会堂》《再寄小读者》等作品，它们为未能有机会迈出家门的小读者们，展示了北京、意大利、埃及等多国风貌，如埃及，“尼罗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右臂斜倚着人面狮身像，侧卧在地上，旁边对着一垛高高的麦穗和葡萄”；意大利是南欧一个富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国家。在人教版教材中，除了安排了许多介绍中外名胜、各地特有风俗的儿童诗、童话故事外，也安排了对多具有科普性的故事。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借助于此，可以进一步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阔他们的视野。但是，正如冰心所说：“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以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当儿童文学家们为我们准备好了食材，作为烹调师的教师，如何将这些食材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哺育孩童们的身心成长，是值得我们每位教师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